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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减”拉下急刹车 义务教育如何做到“减”向均衡?

发稿时间:2021-09-05 07:36:00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9月1日本周三,除个别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正常开学了。今年的新学期有些特别,老师、家长、学生、培训机构,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中央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最后会怎样落地?

  开学之前,更有一系列措施细则接连出台,比如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节假日、寒暑假不允许校外培训,校长、教师轮岗等等,政策的密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双减”为何会成为关键词?

  它将给学生带来哪些改变?

  我们的义务教育

  会借此走上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吗?

  孩子放学了,家长还没下班?双减政策如何保持高水准落实

  早上六点半便有老师到校,六点四十分到八点左右,无论住得远近,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在家长陪同下到校。家长们告诉记者,由于良好作息,双减之下,不早于8:20的上课时间对孩子睡眠时长影响不大。相比于睡眠,校长吴建民更看重的是,孩子们以往在校的学习生活方式,是否要因为政策而改变很多。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 至少在六年前我们也在想,像一年级的小同学,字还认得不全,他要入学的时候,手部的小肌肉群还没发育好,你要让他写过多的字,他有时候跟画出来的一样。纸面考试对他一定是有难度,这也是困惑了很久的事情。所以我们曾经就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曾经的一个活动,叫做“带我的朋友游师大”,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学校,了解我们的社区。比如第一站进超市,超市里面我们就说给你一个限定,比如有10块钱,你们一组有4个小同学,我们要给大家每人都买一个礼物。买什么样的礼物,你要学会去解决问题。到了二年级写字比较多了,掌握的字词也多了,能不能做一个手工书制作,自己编个故事写本书,把所有学过的字词要用在里头,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作业一样,它就有意思了。

  “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也“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这正暗合了吴建民多年的探索,也呼应着他提供的一份2015年海淀区某课程计划中有关作业的表述。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且在校内完成,该年级段每学期只有一次期末考试。无作业或者少作业与少考试,如何评价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学校没少想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 这次双减实际上看似减,实际上在学校里面是要提高效率和质量,学校的要求里面就已经提出了要对作业进行重新设计。

  单一学科或跨学科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这是吴建民极为看重的学习过程中的质量监控。而“双减”中,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的“课后服务”是抓学习的另一道保险杠。因为这部分时间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写完作业,同时可请老师答疑解惑等。而这一时间分配,是吴建民认为学校唯一需要增加和改变的东西。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 课后服务也不是今年刚提出来的,实际上前几年已经都讲了。原来的3:30放学之后,每天都有几十个兴趣小组社团活动,孩子们是自选,就跟这次一样,我们现在引进的抖空竹、美术、还有像一年级的尤克里里。我们今年这个学期,从下周一开始的兴趣小组,比上个学期每天增加了将近10个以上的项目。

  当然这少不了至少一小时的体育锻炼,这些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填补了原本曾花在学科辅导班上的时间,住得近的家长也不必早早接孩子放学。吴建民还发现,老师们从一大早上班到五点半下班,比往常似乎更累,教研备课时间缩短。

  同样的,政策实施初期,如果一年级学生一开始就挨到下午五点半,体力消耗、想家等问题都需要及时解决。

  对此,吴建民觉得,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家长,只有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双减”政策才能保持高水准落实。事实上,政策的施行给这些问题解决提供了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 按照市区文件也是基本的一个精神,家长如果有特殊的需要,可以请假下午四点半离开,也是考虑了大家都自愿的选择。比如说请一个学期,就一个请假条,因为长期请假需要学校来批,如果临时请假,就让班主任批,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开学首日,一条新闻在北京的家长中间广泛流传:东城区“最牛小学”的校长,正式到辖区内的一所普通小学轮岗。同在这一天,东城区和密云区的一些中小学,也迎来了首批轮岗的校长和老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原学校的骨干力量,具有丰富的管理和教学经验。根据北京市安排,今年年底前,还会再有六个区加入进来。校长、教师轮岗,目的是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使教育更为均衡。老师走上了新讲台,学生迎来了新面孔,他们之间互相适应吗?新的课堂又会发生哪些改变?

  “共享名师”真的来了

  周群,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语文特级教师。新学期,有着三十年教龄的她,以骨干教师的身份,来到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交流轮岗。本节课是她在新讲台上的第一节课。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 我一直会强调学情,到具体的教学实操层面之间必须放大考虑的是学情。所以我是有经验的老师,我有很多现成的方案,在教学当中其实现在每一天的教学设计都有动态的,我可能三天前就设计完了,我到昨天接触完了学生,我到今天早上、昨天晚上都作临时性的调整。

  北京此次提出,干部教师的交流要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为单位。周群也将在轮岗校完整开展一学年的教学。不以“过客”的心理轮岗,周群只能在充分掌握学生情况的前提下开展教学。除教学之外,她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带教年轻老师。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 我对我自己的期待,说要把这三个徒弟带一年,我会跟青年教师提要求,从我带着你做,到我指点你做,到你自己独立做。跟老师开诚布公谈的时候也是说,我最担心的是大家不问我问题。我说那我就没有作用了,我光教两个班,我光跟几个孩子说,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发挥的最大作用,我最怕的就是你们不问我,我就跟老师们都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并不是说拆了东墙补西墙,你把高的给挖掉了去填坑,然后去造成一种表象上的公平,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于轮岗,周群想最大限度发挥她的作用,利用其工作经验给新学校尽可能带来一些改变。但与此同时,新学校能否接纳和配合,也成为了前去轮岗的骨干教师最开始担心的问题。

  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校长 杨梅: 我认为虽然是外国语学校,相对来讲,孩子的语文水平,还有我们语文教学方法一直有待于提高。所以这次周群老师能够派到前门外国语学校,也是我们学生的一个福气,也是学校语文教学水平提升的希望。

  事实上,北京此次轮岗考虑到了流转学校的需求,更关注骨干教师能在学科组、年级组层面上如何发挥作用。周群的到来,恰好让亟待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的前门外国语学校看到了机会。

  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长 曲文芳: 我们老教研组长退休了,然后我是去年十月份刚接过来,也算是一个新手。周老师做教研组长也做过十几年了,特别老道,我们也好好地跟她学学教研组长怎么做。

  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工作地点,对老师的个人生活而言,势必会造成影响。此次主要是区域内轮岗流动,对于周群个人而言,已经让生活的不便尽可能降低,但如何与新同事尽快磨合、适应,才真正考验着她的工作能力。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 能够思想上和大家都有一种共通,我尊重大家,我也不会指手画脚。那谁不愿意让自己做一个升级版的老师对吧?你把定位说清楚了,我总觉得老师也是有觉悟的。

  为了尽快认识新同学,周群和同学们互写了一封信。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 孩子们都愿意自己有一个好老师,愿意有一个自己的引路人,特别朴实的愿望,所以我自己的观念上就有变化。我曾经也担心过,就是说如果都流动起来了,一所学校他自己的特色怎么保持。我在景山学校到今年是30年,我也是对学校充满了感情的。实际上我的观念就是在于,从原先关注自己学校的教育,到关注不光是区域的教育,而是关注教育本身,是不是应该有公平教育,这是肯定的。我就要去想,我能够为公平教育做到什么?

  国家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工作,已经有21年了。最初的十几年,减负主要还是针对来自校内的课业压力。但到了2018年,也就是3年前,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的压力被纳入了进来。此次“双减”更是直接将校外培训单独列为重要的一环。据统计,我国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培训机构远超我国的小学规模。“课内减负,课外加负”,是什么催生了如此庞大的需求?本该快乐成长的小学时代,为什么压力重重呢?

  义务教育回归基本价值:公平、非选择性、非淘汰性

  某省级重点小学教师: 以往三四五年级,每一学年会有一个全区的质量抽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调考、合格率和优良率。如果说达不到相应的标准,就会影响学校的绩效评价,41个人的班只能允许有一个不及格,如果达不到,相当于我们拖了学校后腿,那是比较严重的。调考期间,练习量肯定是大于平常。

  提起考试,可能不少学生就会立刻感到沉甸甸的压力,眉头紧皱。新学期刚开始,教育部就发来通知,要大幅缩减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次数。今后,除了初三年级外,其余年级都不得再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周考、月考、单元考、随堂测验,也被明令禁止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义务教育阶段降低考试的比重,这是必须的。天天围绕着考试学,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的厌学,现在小学生的厌学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这就完全违反了教育的本意。小学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身心健康。他还要学十几年,你在小学的时候,就把他打倒了。孩子的成熟和成长是时间不一的,就像花开的季节各不相同,教育需要有一个宽容,需要有一种等待。

  杨东平是国务院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参与过多项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和改革的论证评议。多年来,他一直呼吁,义务教育要回归基本价值。作为面向全民的基础性保障教育,义务教育必须是公平的,非选择性的和非淘汰性的。但由于学校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为取得一所更强学校的入学资格,学区房、掐尖儿考试,许多本该属于成人世界的激烈竞争,过早挤进了孩子们的世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家门口的好学校,而不是说每个学区有一两所“好”学校,有三四所“差”学校,比如说什么“菜场小学”,让家长就不得不择校,家长就不淡定,所以它不能分成三六九等。

  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存在差异,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建国初期,为快速给工业化输送专业人才,各地都确定了一些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中小学校,集中培优。迈入义务教育阶段以后,作为地方发展教育的政绩代表,重点学校换了一种叫法继续存在。“示范学校”“明星学校”“新优质学校”,它们硬件更好,经费更为充裕。最重要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云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老师不仅仅是来上班的问题,他的社会保障福利等,都在这可能要比普通的学校要高很多,这也就影响了教师的流动。但在像比如日本、韩国为什么教育均衡不存在问题?教师都是公务员,待遇是一样的,你到城市到农村的,排到你这个级别的公务员都是这个待遇,所以这还是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的义务教育长期以来还存在过于注重学生课业表现的倾向。“双减”拉下急刹车后,体育、艺术,特别是关注孩子人格成长,社会交往的课程明显提高了比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九年义务教育,究竟要给学生提供什么?是不是只有能够升学的学生才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不能升学的学生,教育对他是毫无用处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本周,各地的“双减”措施都特别强调,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当清晰的家校边界划分出来之后,家长也应该从老师的课业“助教”,回到家庭教育应有的位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其实我们的“独木桥”已经变成“立交桥”了,家长就要有更大的宽容心,更大的格局和视野。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考试之外的东西,就是他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和爱好,怎么来培养和发展。

  我们正在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等到孩子长大进入社会时,我们很多熟悉的岗位和职业会消失,而同时又有很多具有挑战性的新领域出现,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最好的准备是让孩子能够形成自己的个性形成他的内驱力,通过一个主动的自我来应对不确定的变化,而不是你现在要规定他这样,只能这样不能那样,那是没用的。

  我们围绕教育谈论了很多减法。一定有不少家长担心,“双减”会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学得少,变得不够聪明?或者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因此放弃了努力,最终考试时又是自己吃亏?其实这样的心态背后,更多还是对分数的迷信和迷恋。

  一个人的成功,应该是他步入成年之后,能发现自己的乐趣,有他的个性发展,有健康的体魄,对生活和事业抱有热情,而不仅仅是高考多少分,读什么样的大学。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然后勇敢地把童年还给孩子。

责任编辑: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