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立法如何助力“双减”政策落地

　　新学期伊始，一些中小学生家长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个暑假刚开始没多久，7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严禁超前培训，严禁占用休息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严禁刊发校外培训广告。不久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也印发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通报重点包括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立法正在进行中，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不久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双减”大背景之下，此次立法尤为引人注目。立法能否助力“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按下暂停键，家庭教育又该如何应对孩子的学业问题？

　　显然，在为孩子减负的过程中，如何让家长们踏踏实实地放弃“内卷”，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改变是决定“双减”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双减”政策落地家长心生新焦虑

　　临近开学，北京的刘女士既觉得如释重负，又感到担忧不安。作为一名小学四年级孩子的家长，这个暑假对她来说，不同以往。

　　原本，刘女士按照以往的惯例早在5月初就把这个暑假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一次夏令营，语数外分别三期辅导班，每期各10天。此外，又零星安排了几次周末短途体能训练营。所有培训活动加起来的费用大概两万多元。这种安排，自打她的孩子上了小学便一直如此。

　　“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如果整个假期只玩不学，那开学就会被落下很多，回头还得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补上。”刘女士坦言，暑假花钱报班虽然负担不小，但心里确实觉得踏实一些。

　　然而，“双减”政策让这个暑假一切都变了模样。

　　伴随“双减”政策落地，这些年呈爆发式增长的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个时代可谓就此结束。刘女士所报的校外机构在坚持上完了前几期课程之后，也于8月15日起按照要求停止了学科类培训。刘女士虽然调了课，但依旧还有两节课没有来得及上完便无疾而终了。

　　刚开始，刘女士还略感轻松，似乎尝到了“减负”的甜头，不但退回一大笔学费，还不用来回奔波接送。然而没过几天，她就发现，学霸们的脚步并未放慢，身边不少家长开始亲自上阵，利用假期在家辅导孩子。这让刘女士有些坐不住了，与同为985重点大学毕业的丈夫商量了一下，夫妻俩也决定开始“自鸡”。然而，效果却不令人满意，家中经常因为辅导孩子功课而“鸡飞狗跳”，亲子关系更是变得每况愈下。

　　“校外辅导班基本指望不上了，但学习总不能不管，靠家长上阵，我们也确实力不从心。”已经习惯了奔波于各个辅导班的刘女士又开始了新一轮焦虑。

　　“双减”背景下家庭教育该何去何从

　　几分焦虑、几分期冀、几分忐忑、几分迷茫，与刘女士有相同感受的家长并不在少数。

　　此次力度空前的“双减”政策引起了家长们的广泛讨论，许多家长都在密切关注着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趋势。记者在对多位家长的随机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内卷”让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疲惫不堪，但久而久之，很多家长似乎都习惯了，一边嘴上抱怨，一边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种课外班。一些父母虽然理智上知道“减负”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心里却仍然感到短暂的担忧和不安，毕竟还要面对升学的压力。

　　分析此次“双减”政策给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罗爽认为，家长首先要对“双减”政策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双减’政策致力于解决家庭教育的短视化、功利性问题，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从而系统性破解‘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政策的本质是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让学校、学生和家长各归其位。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就是要让教育理性回归家长，从被动的、消极的教育绑架转向主动的、积极的教育参与，从唯分数、唯升学转向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罗爽说。

　　但罗爽同时指出，减负并不等于对孩子没有任何学业要求。“众多研究表明，适当的学习压力对于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成绩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家长应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阶段和个性特征，形成合理的教育预期，对孩子提出适当的学业成绩要求，切忌期望过高或过低，也切忌仅凭考试分数来评价孩子。”为此，她建议家长做到三个“加强”，包括加强家校沟通、加强孩子在家时间的合理使用指导以及加强亲子沟通。

　　“总之，家庭教育的改善不仅有赖于家长的自我学习和提升，也有赖于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为其提供外部协助，促进家长非理性、功利化的教育需求转变，纠正唯分数、唯升学的错误倾向，转向重视孩子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罗爽说。

　　家庭教育立法如何助力为孩子减负

　　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家庭教育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而从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来看，父母的社会经济条件、知识和阅历、陪伴质量、夫妻关系、自我效能以及儿童的同伴关系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叶强指出，一方面，父母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改善父母的社会经济条件又非一日之功，需要增加父母的知识和阅历，提高陪伴质量，改善夫妻关系，增强父母自我效能，丰富儿童的同伴关系。

　　在叶强看来，要想做到这些，关键在于提升城乡社区的服务质量。“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大力整顿，学生课外培训的任务不可能全部交给学校和老师，也不可能都交给父母，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通过做实做强社区，包括建立社区图书馆、体育场馆、游乐设施、活动场所、亲子活动中心和公益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让未成年人在一个与同伴交流的环境中实现与父母、与他人、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这些都可以融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家庭教育立法正在进行当中。“双减”背景下，立法究竟能为孩子减负做些什么呢？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指出，家庭教育立法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养而不教。所谓养而不教，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家长没有意识、没有能力去开展家庭教育；二是虽然有家庭教育的意识，但是在理念、方式、手段上还有改善的空间，即教而不当。比如，父母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未成年人，在唯分数论观念的畸形引导之下加重孩子学习负担，在课余时间包括节假日、寒暑假给孩子报各种校外培训班，就是教而不当的一种典型表现。

　　“在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分布并不那么均匀的情况下，有些父母受到片面成才观、育人观的影响，引导孩子一味追求分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唯分数论是导致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苑宁宁看来，学生负担之所以过重，从家庭教育上找根源，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成才观、育人观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不无关系。

　　那么，家庭教育立法该如何解决教而不当呢？苑宁宁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立法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充分发挥好学校主阵地作用，同时严格控制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另一方面则是要对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作出相应调整，引导父母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展家庭教育。（记者 朱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