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浙江共同富裕的地理空间因素分析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在平衡发展上，浙江有基础和优势。浙江的发展具有空间均质化特点，各地的投资建设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均相对较小。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补齐平衡发展的短板，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浙江发展的地理空间特点

　　浙江的地理空间可以区分为生态空间与宜居空间两大类型，其中的宜居空间在高密度人口下、较小半径内有较多劳动供给和较多商品需求，创业起步相对较易；浙江几乎任一宜居空间都有相对较好的投资办厂条件，形成空间均质化效应；浙江人口就地城镇化，城镇高密度分布，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强正相关。

　　浙江特定的地理空间催生了浙江特有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其实这恰好反映了浙江空间的均质化，以及当时短缺经济背景下的一种阶段性的分布式创业发展。长期而言，分布式的草根创业正是浙江活力的重要表现。 “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乡村”。这正是一种农村向镇再向城转变的过渡形态，演绎了村镇随时代进步而展开的典型的渐变曲线。

　　改革开放前后，浙江最早出现的一批本地化的小化肥、小水泥、小砖瓦、小机械、小食品、小纺织、小服装等，创业初期即站稳脚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高度密集的人口和机构，提供了一个最起码、足以保底的供需规模，确保了企业初创期的经营业绩。

　　有人会说，这是计划经济的商品短缺因素所致，生产什么都卖得出去，但短缺经济是当时全国范围的普遍特性，为什么只有浙江才有如此高的成功率？也有人会说，这是贫穷所致，“穷则思变”。但是贫穷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宁波绍兴一带并非浙江最穷地区。至于说浙江地处沿海，毗邻上海，这正是地理空间促进浙江发展的一个因素，浙江企业能得到上海港和宁波港“双子星座”物流体系的高效支撑，浙江至今仍能得到上海“血浓于水”的集聚与辐射。

　　本文主要是想强调，高密度人口分布对于浙江各地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当然这尚需其他因素配合。高密度人口地区的创业门槛，天然地大大低于低密度人口地区。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或许也能拿来分析地理空间对于浙江发展的加速效应。这里的E为区域发展活力，m为区域人口密度，c为大于1的区域活力系数，由各地依不同情况而定。这一公式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区域活力增强是区域人口密度上升的平方倍。

　　空间均质化效应同时也带来“产业同构”“同质化竞争”等现象。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不见得是多大问题。不同质虽也能竞争，但那是另一类型的竞争。市场竞争，一个基本场景就是不同市场主体的同类商品在遵循共同技术标准下的充分竞争。浙江的市场竞争之所以尤其激烈，其实是因为浙江创业的人太多、市场太大，而大家的知识水平和资本积累又差不多处于较低的同一起跑线。

　　二、充分发挥浙江发展的地理空间优势

　　浙江何处不规模。亚当·斯密从分工入手展开研究，指出了分工的重要意义。然而分工需要规模，亚当·斯密由此指出，“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浙江宜居空间每平方公里3000多的高密度人口，破解了亚当·斯密所说的规模经济的地理空间局限。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营业务本地化情况下，工厂办于何处已非问题，这又奠定了浙江出口迅猛增长的大规模生产的世界工厂基础。

　　浙江何处不发展。在浙江的高密度空间下，边远区域也有较强竞争力，这可进一步从区域差距缩小来反证这一状况。1990年，浙江农村人均收入最高5县市是最低收入5县市的3.6倍，2000年为2.8倍，2020年缩小至2.0倍。而2020年的全国38个GDP千亿元县市，农村人均收入最高5县市是最低5县市的2.2倍。浙江区域发展差距大大低于全国平均的状况，正是“浙江何处不发展”的典型反映。如10多年前，浙江最偏僻的庆元至丽水，形成了一个专供欧洲维修市场的汽摩配产业带。这一产业带2021年有进一步发展，庆元建成了智慧汽车产业园。

　　浙江何处不高效。浙江各地大体都能高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这是均质化的又一个表现。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浙江常住人口就业率67.1%，居福建、北京之后的全国第3位，比全国平均的39.0%高28.1个百分点。在这种对于社会资源利用的普遍高效率下，使得“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关于这一点，还能进一步从浙江11市经济发展速度的趋同中得到佐证。1978至2000年，浙江11市GDP增长最快市与最低市的差距是6.0个百分点，2000至2020年缩小到2.4个百分点。浙江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领跑冠军”，是各地差距不大的高效率促进了“领跑冠军”更换，从而不断“熨平”区域差距。

　　浙江何处不都市。浙江城镇化是气势恢弘的交响曲，原本的11个地级市加快扩张，一大批县城变身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一大批镇村跻身城市。尤其是浙江建设用地效率居全国前列。湖州市吴兴区的织里镇就是一个发展的典型。20多年前，织里镇区仅1.2平方公里，1万来人，当时刚刚修好了镇中心与干线公路之间的沥青马路。如今，织里镇区的卫星图面积已约22平方公里，人口20多万。浙江得益于高密度均质化空间，现代化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像雾像雨又像风”，高度渗透于全省的角角落落，可以称为全域都市化。浙江的乡村地区，虽无城市之形却有城市之魂，具有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现代化大氛围。

　　浙江何处不共富。学生成绩分布大致近似于正态分布，成绩好的与差的都不多，大部分比较均衡。创业成就分布则完全不同，创业成就特别突出的不多，处于中游的也不太多，然后在中游以下拖着一条长长的几乎无限伸展的尾巴，可称为幂律分布。这是因为人们进入社会以后，由于太多的扰动因素，形成了高度随机的个人发展差距。当前推动共同富裕，既要缩小差距，也要正视差距，关键是做大蛋糕，在激励高收入人群的同时，促进低收入人群也能具有相应的收入水平，且能较快增加收入。对于这一着力于做大基数的共富策略，能从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上证实其成效。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7年最高的2.489降至1.964，系天津、黑龙江之后的全国第3位。但天津与黑龙江均有非正常因素，浙江或可说是全国城乡收入倍差最小省份。

　　城镇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东阳花园村是“就地工业化”走向“就地城镇化”的典型，这是浙江特定地理空间格局的普遍现象。花园村前身是1980年不到500人和1平方公里的小村庄，现已是6万多人口、12平方公里的浙江首个“村域小城市”培育试点。令专家们赞叹不已的是，小小花园村具有千姿百态产业，并非他们钟爱的“一村一业”。2020年，花园村1.5万名原村民的人均收入，按村里说法是14.2万元。这当然是“平均”数，但花园村多数家庭的人均收入并不低是基本事实。村里形成了三大项社会保险机制，老年人的养老金每年递增100元/月。村里还给村民发卡，每月免费领取米油肉鸡蛋等实物。在浙江，类似于花园村这样的共富村，还有不少。这些村就是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典型，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一个方向。

　　【作者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之江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