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石窟寺调查记

　　石窟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它集造像、壁画、建筑于一体，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对于反映中华文化特征、中外文明交流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是我国石窟寺、摩崖石刻保存较多的省份，开凿时间长，类型丰富，是山西地上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我省文物资源的特色与优势，分布于全省11市。

　　2019年8月和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实地考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并对文物工作、石窟寺保护作出了重要指示，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物保护尤其是石窟寺保护的重视。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研究加强石窟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2020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调查。

　　2020年11月13日，山西省文物局召开“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动员会暨培训班”，标志着我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正式启动，开始对全省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不可移动文物展开调查研究。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4家单位分组包市进行调查。

　　目前，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在全国率先圆满结束，2021年4月29日，专项调查工作验收会在太原召开。据统计，截至2021年4月20日，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共调查570处文物点，完成专项调查报告481份，绘制图纸2112张，上传照片4590张。登录石窟寺(含摩崖造像)481处，其中石窟寺278处，摩崖造像203处。补录石窟寺(含摩崖造像)18处。新发现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4处，其中，石窟寺24处，摩崖造像30处。

　　专项调查信息显示，石窟寺年代最早的是大同云冈石窟。石窟寺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晋中市，之后是忻州、长治、阳泉、临汾、晋城等地。

　　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共有481处，除去54处新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石窟寺17处，摩崖造像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石窟寺9处，摩崖造像3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48处(石窟寺96处，摩崖造像52处)，登记文物点244处(石窟寺132处，摩崖造像112处)。

　　山西省所调查的481处石窟及摩崖造像中，窟龛数量总计6574个，造像数量总计85639尊。

　　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存在壁画的27处，存在彩塑的20处，存在彩绘的69处。

　　山西省481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中，有37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放利用，其余452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均未正式开放。其中，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太原的天龙山石窟及龙山石窟也已建成著名的旅游景区，在省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大同的焦山石窟寺、吕梁的千佛洞、阳泉的开河寺石窟、晋中的石马寺、晋城的羊头山石窟等也已成为在省内及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旅游景区。此外，诸如吕梁的枣圪垯石窟作为国保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义居寺的附属文物，太原的岩香寺石窟作为省保单位岩香寺的附属文物，都基本具备了相关的旅游服务设施，也相应地基本具备了开发利用的条件。此外，山西其他地区多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当下依然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加以“利用”，因此需加强对民间利用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方式的合理引导，以保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文物安全。

　　经过分析，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损害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因素(占比79.63%)，次要原因是人为因素(占比20.37%)。自然因素中又以露天保存(占比21.86%)、工程地质条件(占比21.31%)和气候气象(占比19.93%)等原因为主，露天保存的石窟往往较有窟檐的石窟病害更多，工程地质条件为产生病害的内因，气象和气候条件为主要外因，另外环境污染和生物病害也是造成病害的重要因素，如大型植物的根劈作用对石窟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山西省石窟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石窟不多(仅3处)，但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毁灭性的，如忻州原平市的罗汉洞就因为泥石流滑坡等原因造成石窟被掩埋消失。

　　加强石窟寺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山西省文物局提出下列思路：制定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中、长期规划；完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制度；开展文物认定及文保单位申报；健全石窟寺安全防卫机构；建设石窟寺安防、消防及防雷系统；实施重要石窟寺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民间力量修缮石窟寺的监督指导；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深化石窟寺考古研究；提高石窟寺展示利用水平。

　　这是一组组具有历史价值的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山西文物工作者的艰辛付出。

　　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书林，是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见证了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的艰辛历程：2020年至2021年冬春之际，来自山西省的4个单位11个小组60余名调查队员，不畏严寒、不惧疫情，翻山越岭、爬冰卧雪，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近6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递交了一份完美答卷。

　　程书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山西省文物局组织开展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本次调查是把石窟寺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利用好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系统分析石窟寺保护形势，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基础；是构建科学、完善的石窟寺保护体系，锻炼培养石窟寺保护专业队伍，提升我省石窟寺保护管理整体水平的重要条件。”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处长、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振华介绍说：“石窟寺是山西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石窟寺分布广泛，长期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石窟，需要尽早地建立立体档案，完整地保留信息，为后续的保护和修复留下重要的资料，所以这次石窟寺专项调查意义重大，既摸清了我省石窟寺的家底，又为下一步制定石窟寺‘十四五’保护利用规划，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481处石窟寺是怎样“出炉”的？

　　白云生处，山林寂寥。冬季和初春的黄土高原，山野枯木，冰雪覆盖，寂静无声，有谁会来探访，又有谁会来打破沉寂？

　　2020年的冬季，2021年的初春，山西省的许多村庄和大山深处，出现了这么一支队伍，队员们身穿防寒服，脚踩登山靴，身背户外包，带着单反相机、无人机、扫描仪，奇特的是，这支队伍还带着手铲、铁锹、扫帚，肩扛着梯子。

　　你能猜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他们既不是驴友，也不是摄友，正确的答案是：石窟寺调查队！

　　这样一支看上去装备奇特的队伍，在寒冷的冬季，在冰雪未消的初春，踏雪涉冰，穿越荆棘，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山西石窟寺专项调查的野外调查工作。

　　这样的队伍，共有4支，分为11个小组，60余人。这4支调查队分别是：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在出发前，每个调查队都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从专业培训到研究资料，从地理环境到天气状况，从身体状态到心理承受，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次颇有挑战的任务。尽管如此，寒冬和初春中的野外调查，困难仍是超出了预想，充满了未知。

　　悬崖+冰雪+大风，道路险且阻

　　在山西的野外做调查，爬山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的冬季和2021年的初春，气温偏低，调查队的队员们除了要面对悬崖峭壁，还有冰雪、大风和寒冷。

　　巍巍太行，以奇险著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武夏老师，对武乡的烂柯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烂柯山是当地从古至今的采石场，山体上都是碎石块，雪后非常滑，踩不稳，一踩石块就会滑落，而山中的摩崖造像又非常难找，师生们爬了4个小时后才找到石窟。而石窟附近也没有平地可以落脚，大家只能一手抓着保护石窟的栏杆，一手来完成拍照和测绘，非常惊险。

　　与太行山遥遥相望的是吕梁山，穿行在吕梁山里的是云冈研究院吕梁调查小组。云冈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主任闫宏彬，总结吕梁小组的调查经历是：爬山、爬山、再爬山。第一天，吕梁山就给了调查组一个下马威。调查的第一站为吕梁枣庄则石窟，位于黄河东岸崖壁之上，道路艰险，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吕梁调查组十分吃力地“攀援”至石窟近前，完成了“心惊胆颤”的调查工作。

　　原以为这已经是调查工作的“极限”操作，但之后前往的交口石室寺石窟、中阳仙境洞石窟与刘公洞，进一步刷新了队员对“艰辛”路途的认知。

　　2021年1月28日，吕梁调查组一行终于来到了小组调查的最后一站：岚县黑龙庙石窟。下午3点到达石窟所在的栗家村，村支书郑重地告诉队员们：“比较远，得爬山”，队员听后，一脸苦笑，而后又调侃道：“此次调查，始于爬山，必将也终于爬山，这也算圆满了”。

　　山西晚报记者采访各支石窟寺调查队，问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寒冷”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2020年的冬季是多年少有的寒冬，在大山深处，许多调查队遭遇了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寒冷再加上大风，不仅冻住了手、脸、脚，还有中性笔、无人机、单反相机、食物……

　　云冈研究院忻州调查组在五台山时，户外气温零下25摄氏度，队员们用的中性笔被冻住了，只好不断向笔头哈几口气，写几个字，再哈气，再写几个。云冈研究院大同(朔州)调查组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户外，单反相机被冻得开不了机，无人机的电池也被冻得报废，无法起飞。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彩塑壁画研究所所长简莉和她的队员们，有一次与冰雪亲密接触的经历。大山里有很多的河流，冬天冰雪盖住河面，有的石窟在河的对岸，必须踏冰过河才能到达石窟。在一次过河时，由于冰面光滑难行，队员们搀扶着在冰上前行，突然冰面上传来一阵裂碎的响声，根本来不及思考，队员们“咕咚”掉进了冰冷的河里，棉鞋、棉裤统统被河水打湿，好在河水并不深，但是大冬天穿着又冰又湿的鞋子和裤子，也实在是被冻惨了。

　　穿越荆棘丛，每位队员的必修功课

　　山西深冬的大山里，荆棘漫野，尖刺横生。去往石窟寺的山路上，遇到荆棘丛，各支调查队能绕则绕，但有的大山，荆棘遍布，而且植株之间距离非常近，绕不开，就只有一条路：冲过去。穿越荆棘丛，成为每一位调查队员的必修功课，这是从身体到心志的考验。经历了数次穿越荆棘丛，数次被扎后，各支调查队总结出了一套穿越“秘籍”。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队员们面对荆棘丛，总结的经验是：意志要坚定，身手要敏捷，行动要迅速。队员们戴上冲锋衣帽子，手上戴上防划手套，双手护头，猫腰穿越，速度一定要快。速度快一些，被扎的几率会降低。如果慢慢穿行，反而更容易被扎伤。

　　同样，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队员们，在实践中也总结出经验：穿面料光滑的衣服，戴好帽子过荆棘丛。队员们面对荆棘丛一开始没有经验，采取硬扛的方式通过，很快发现行不通，行进过程中，不是被扎着脸就是衣服被划破。于是他们带上砍刀，准备用砍刀对付烦人的荆棘，但是也有问题，有的石窟到达要爬很远的山，带砍刀上山实在是沉重的负担。放弃了砍刀，队员们总结一定要穿面料光滑的衣服，把帽子戴好，这样过荆棘丛时，被扎伤的几率大为降低。

　　云冈研究院的经验则是：铁锹、棍子开道，每个人至少间隔1.5米。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过荆棘丛，一个紧跟着一个，但很快发现这样很容易受伤，前面的人一过荆棘，荆棘被人体带动，“啪”地一下子回弹，带刺的枝条直接甩到后面的人脸上！痛定思痛，队员们总结经验，要先用铁锹或者棍子开道，把荆棘向两边拨开，然后每个队员至少要间隔1.5米以上，这样可以防止后面的人被弹回来的荆棘划伤。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经验则与众不同：队长前方开路，队员依次追随。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白曙璋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普军，分别带领两个小组，他们是小组组长，有着多年野外工作的经验，对各种野生针刺见得多了，也不惧怕。在带领队员们遇到非过不可的荆棘丛时，他们的做法是，队长走在队伍的前列，凭着自己的判断，尽量选安全的路，一边往前走，一边嘱咐后面的人沿着他们走过的路跟上，把伤害降到最低。

　　纵然有了经验，穿越荆棘丛时还是不免被扎伤、被划伤。穿过荆棘丛后，队员的脸上落了一层灰，到了空地，或者回到驻地，从衣服上、鞋子里拔刺，就成为队员们的另一项必修功课。

　　面包、方便面、自热米饭，“敷衍”肚子各有招

　　冬季野外工作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吃饭难。

　　首先，这次专项调查，要带的基本工具有：铲子、铁锹、扫帚、梯子、三普资料、无人机、测距仪、三维数字化扫描仪、补光灯、三脚架、笔记本电脑、单反照相机等等，这就意味着，各个调查小组，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要负重前行，同时也意味着留给食品的空间少之又少。

　　其次，这次调查的时间很紧迫，每个小组每天平均要走访1-2座石窟。有的石窟靠近公路或者村庄，采集数据时可以实现短、平、快；有的石窟隐没在大山深处，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到达。还有个别的石窟，踪迹难寻，山路被冰雪封印，即使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也需花费一天的时间才能往返。探寻石窟的时间耗费颇多，但是调查石窟时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据绝不能省略，这样就意味着，只能压缩吃饭的时间了。

　　另一方面，森林防火是重中之重，绝不能带火入林，更不具备生火做饭的条件。上述3个原因，使得各个调查组都是挑选最简单、不占空间的干粮型、快速型食品。

　　云冈研究院吕梁组背包里装的是太谷饼，忻州组是面包，大同(朔州)组是方便面，这些食品符合快速结束“战斗”的特点。

　　云冈研究院大同(朔州)调查组在七岔石窟调查时，忙完工作都已经过了饭点，队员们掏出面包一看，冻得结结实实的，咬一口冰冰凉，队员们拿着硬邦邦的面包，相互“碰杯”，然后开怀大笑，笑着说这可是真正的野外冷餐呀！

　　也有泡方便面的，在-20℃的户外吃泡面，其滋味一言难尽。寒冷，使保温壶的功效大打折扣，等到忙碌的工作中场休息时，开水已经变成半温水，用温吞水泡出来的方便面，略带温度，风味尽失，吃进肚子里，舌头和肠胃皆有意见，但也总好过牙齿和被冻成冰碴的面包的硬磕。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师生们，一开始采取的也是用干冷的方便食品敷衍肚子的招数，后来，山西古建院的“战友”们传过来一个消息：户外可以吃自热米饭。自热米饭的加入，给寒冷枯寂的冬季带来了温暖和慰藉，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在之后2个月的野外调查中，师生们尝遍了各种口味的自热米饭。这种吃法留下了后遗症，调查结束后，每个人看到米饭就反胃，只好暂时和大米说“再见”。

　　酸甜苦辣咸，调查路上五味俱全

　　人生有五味：酸、甜、苦、辣、咸，在野外调查的行走路途中，各支调查队，尝到了人生五味，经历了各种情感：有感动，有失落，有惊吓，有惊喜，也有遗憾。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队员们的感动，来自于当地文物工作人员的坚守与村民们的热情。简莉介绍说，在祁县和太谷，每到一处石窟，当地文物工作者都会全程跟随，这些石窟，当地的文物工作者每年都要上去看一看情况。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条件和待遇都有限，却仍然不计得失，坚守职责，这给古建院的队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另一个感动来自于村民，队员们每到一处村子，一问去石窟的路，村民们都是很热情地指路或者是带路。有些村民开着农用车要去地里开工干活，一听说队员们要去石窟寺，马上就扔下手里的活，让队员们上他的车，拉上队员们直奔石窟而去。这样往往会耗费村民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村民们却说，你们是去保护“佛爷”的，是做了大好事，我们愿意领你们去。

　　人生难免经历失落，失落感在石窟寺调查队员身上数次出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长治调查组在寻找佛耳山石窟时，队员们按照石窟经纬位置仔细找寻，并根据比例尺推测大致距离，在翻越了两个山头，几番穿越层层荆棘丛，耗费近四个小时后，仍然是找寻无果。在路边匆匆结束午饭，偶遇一位当地村民，村民表示该处石窟荒废已久，由于路途遥远且难走，现在基本没法去了。最后调查队在老乡的带领下再次走进荆棘丛，一路抱头蜷缩着身体，屏息向前，所幸最终找到了石窟。然而，眼前的一幕让队员们心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其中一个石窟已经坍塌，另一个风化严重，几乎无存。大家在返回时，默默无语，内心非常失落，既无奈又伤感。

　　2021年1月，云冈研究院吕梁调查组在交城县某乡调查时，当地有一位村民说村里有一个庙。队员们来到村民所说的“院子”近前，一看院内，杂草漫道，院子里有一两个残破的洞窟，队员们内心不抱希望，随意走到院子后面，竟然发现了意外之喜——崖壁上布满了佛龛，有十几个之多，而且造像均较为精美。大家喜出望外，在这破落的院子里居然藏着“宝贝”！之后，大家再仔细观察这座院子，虽已残破，但却是一座结构完整、布局清晰的寺院，有山门、庭院、正殿及摩崖造像，这是“最标准”的石窟寺！返回县城的路上，大家都很疲惫，但每个人心里都满是欣慰，觉得今天有了意外收获、意外惊喜，累也是很值得的。

　　野外的路上，除了收获惊喜，还有惊吓。云冈研究院吕梁调查组在中阳县调查时，正在一处深山里行走，突然有人发现前面地上有一只狍子，走近一看，每个人都被吓了一大跳，这只狍子已经死了，可怕的是，像被什么猛兽咬成了两半，这种情景让大家顿时紧张了起来，不知道前方会不会有危险，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会把一只狍子生生咬成这副惨状。

　　无独有偶，白曙璋也有过一次受惊的经历。一处山林里，白曙璋按照惯例做“前锋官”，在队伍的最前方开路，落叶铺满了山路，脚没在落叶和枯草中，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正走着，突然，只听“啪”的一声，白曙璋感到脚脖子被什么东西套住了，当时心里一惊，赶快抬起脚一看，原来是被抓野兔的陷阱牢牢套住了，幸运的是，这只套子没有倒勾，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套子，有惊无险，脚也安然无恙。

　　踏雪涉冰，叩问大地缄默。一步一行，剥除历史尘封。

　　参与山西石窟寺专项调查的每一位队员明白，这是一项上要对得起祖先，下要对得起子孙的使命，他们以苦为乐，踏雪而行，以此护佑传承，无愧于心。

　　山西晚报记者 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