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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入狱养老”的老人去哪儿了

发稿时间:2021-05-12 06:09: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尹海月 中国青年网

付达信在家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摄

  一位律师这样评价:“在法治国家,无论主观动机如何,犯罪都应得到惩治,抢劫为了反映问题、养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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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相信那是欧·亨利小说的现实版本: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为了到监狱里吃上饱饭,不惜以身试法。

  2008年,69岁的湖南老人付达信的举动就是这样被媒体记录的。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广场上,他当众实施了一次抢劫,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13年后,这个老人怎么样了?

  最近,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到了82岁的付达信。他住进了新的房子,算上养老金和特困补助,每月能领到近1000元生活费,能吃喜欢的鱼肉、面条和糯米饭。

  “我现在自由了,想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他笑着说。

  对这样的生活,付达信表示自己从未想到。

  因为“入狱养老”,这个老人的姓名成为网络百科的一个词条。他并不避讳那段经历,向不少人讲过当时的过程。

  他说,当年抢劫是因为觉得“没有路走”了。作为一名“五保”老人,他当时收到的供养金是每年600元,“每天一块六毛钱,吃什么?”

  2008年秋季,付达信计划制造一次抢劫来产生影响,以提高“五保”老人的待遇。

  之所以选北京站,是因为那里人多,“容易引起注意”。考虑到会因抢劫入狱,他事先准备了冬衣。

  2008年9月7日,付达信乘火车抵达北京站。他在车站附近花40元住了一晚旅馆,打算第二天先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抢劫则是两天后的计划。

  第二天,旅馆闭门谢客,他找不到新住处,将计划提前了。吃过午饭,喝了二两北京二锅头,他提着行李回到了北京站广场。

  在午后繁忙的北京站,这个身高只有1.5米、体重不到100斤的老人,并不引人注意。

  虽然有所准备,真要去抢劫,他反而有些害怕。他不知道此举会被判几年刑,也不了解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

  付达信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位警察模样的人,考虑的是“警察不打人”,但还没等他付诸行动,对方就走开了。

  为了避免被男性打,他决定选择一位女士。“我看见一个女的站在窗口买票,穿蓝色衣服,拿着三五百块钱的样子,我抢了一张来。”付达信拿起一张纸,对记者比划着说,“我抢了一个角”,纸币的大半部分还在原主手里。

  当时,他希望对方能喊警察,但那位女士什么都没说,带着残缺的纸币,转头继续排队。他的第一次抢劫宣告失败。

  付达信只好走开。在广场西侧的花坛边,一位年轻女士从他身边走过。付达信径直上前去抢她的挎包,两人互相拉扯,僵持不下。

  付达信体力不支,渐渐败下阵来。为了让对方喊来警察,他拿出水果刀晃了几下。这一次,他如愿以偿。

  “我拿刀的目的是构成犯罪。”付达信对记者解释。

  两个多月后,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定,付达信的抢劫行为属犯罪未遂。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两年有期徒刑,处6000元罚金。

  付达信对记者回忆,在法庭上,他对法官说:“该判多少判多少。没什么讨价还价,敢做敢当。”

  他认为,自己走到那一步是迫不得已的。供养金太低,他认为社会不公,多次去讨说法。

  一位律师当时这样评价:“在法治国家,无论主观动机如何,犯罪都应得到惩治,抢劫为了反映问题、养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

  在同龄人中,付达信算是识字多的。他在1957年读完高小,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后来学校停办,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他不得不回家种田。

  年轻时,他四处打工。至今,他仍能记得那外出讨生活的种种细节:在青海修过铁路,在福建当过伐木工人,在江西做过搬运工。1986年,他在云南瑞丽的一个县城养鸭子,用挣到的钱在家里盖起一间砖瓦房。但有一次,鸭子中毒死了大半。在亲戚帮助下,他又去广西桂林卖蔬菜,干了一个月,卖不过本地摊主,亏了几千元。

  56岁那年,付达信回到老家,生活日渐拮据。从2003年开始,他领取一年300元的“五保”补助,2007年这笔补助涨到600元。他认为太少。

  为了谋生,他在农村集市做过一些小生意,一天能挣几元钱。村里还有他的八分地,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种了。

  直到2008年,付达信还尝试过外出打工。他跟同乡去广西柳州收废品,没赚到钱。此时,他已69岁,未婚,对养老忧心忡忡。他的积蓄还剩2000元左右,预计“还能花一年”。“老鼠(还知道)今天把东西放在洞里,明天吃。人吃完了怎么办?”

  考虑了一个月,他策划了抢劫。

  如他所愿,那次抢劫引起了关注。付达信先是在看守所待了3个月,后来又被送到监狱服刑。当他入狱,不少狱友已从新闻里得知他的遭遇,对他表示了同情。

  付达信记得,他的70岁生日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天,狱警端来鸡蛋和面条,点了蜡烛,十几位狱友给他庆生。

  他不知道狱警为什么给他过生日。有犯人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狱警说,你们是什么?他是故意入狱。

  付达信始终认为,自己在监狱里遇到了好人。作为监狱为数不多的老年人,他常收到狱友的礼物,奶粉、鸡蛋,出狱时他还收到10盒烟。

  关于监狱生活,他记得每天都能吃上肉,除夕晚上有甜酒煮鸡蛋,正月十五有元宵供应。他被分到“老残班”,不用劳作,每天饭后去活动室看电视、看报纸,放风时去篮球场看年轻人打球,去花园散步,和狱友聊天。

  他在监狱里做了人生的第一次全面体检,查出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炎、肩周炎、脑萎缩、贫血等多种疾病。为了治疗前列腺炎,他住过监狱医院。

  2010年3月,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比入狱前胖了十几斤。

  接他出狱的是侄子付国民,村里出了500元车费。他被送到灵官镇敬老院。这是一座四合院式二层楼房,住了56名老人,两人一间。老人多在8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有的住了20年。

  老人每月有一笔集中供养金。如果有老人生病,敬老院会雇车将病人送去医保定点医院治疗,住院费用全免。

  院长费文秀说,由于护理经费紧张,他们只能请敬老院内的其他老人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者。乡镇一级的敬老院急需加大对失能老人护理费用的投入,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配备无障碍卫生间。

  灵官镇民政干部曾亚平介绍,灵官镇现有256位特困人员,敬老院床位很紧张。

  付达信出狱后,住进了敬老院。费文秀记得,付达信喜欢看电视,偶尔跟人打打牌,输了钱要把钱赢回来才肯罢休。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后离开。他说自己牙齿掉光了,吃不惯那里的饭。他也承认,离开也是为了拿到供养金,“我出来钱就归自己了,想吃啥吃啥”。

  祁东县民政局介绍,全县现有特困人员6386人,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供养形式。

  祁东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则介绍,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分散供养的特困老人可按照相关程序申请建房。现行补助标准是,县级按照每户2.6万元统筹拨付至乡镇,再由乡镇根据贫困类型、贫困程度实施差异化补助。

  受惠于这项政策,付达信在侄子付国民家后面建起了一栋小平房。周围遍布农田,种着水稻、烟叶和油菜。十几只鸡叽叽喳喳跑来跑去,为防止鸡进屋,付达信在门口摆了一块木板。

  盖房花费近10万元,一部分由政府补贴,其余由侄子垫付。为了省钱,房子外墙未贴瓷砖,水泥地上摆放着旧家具,装了一台空调,但付达信舍不得用。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与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度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其中提出,特困人员的标准分为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两部分,并规定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应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2020年,祁东县特困老人分散供养金增至每月540元,集中供养金增至每月780元。

  付达信每月能拿到供养金,逢年过节还会收到慰问金。他对现在的生活表示基本满意,不过,他的一个愿望是医保覆盖面更大。他需要服用治疗冠心病、腰椎间盘突出、贫血的药品,希望这些药品都能纳入医保用药。

  “活一天算一天”,他已开始就身后事做打算:花30元拍了一张照片,用相框装起来;口述了一份遗嘱,去县城打印了出来。

  在遗嘱里,他交代后辈,为了省钱,办丧事不准请道士念经,不准唱夜歌,不准烧纸屋,不准用高级香烟。但要请当地最好的渔鼓班子唱两晚。这是当地一种曲艺,多在红白喜事场合演唱。“一辈子最后一次,希望给人家看看(我的事)。”遗嘱里提到他在北京的经历,并留下了报道过他的几位记者的电话,以“证明这个事件是真实的”。那是他人生中受人关注最多的时刻。

  回首这一生,付达信评价自己“碌碌无为”,他将原因归结为“命运不好”,没赶上好时代,求学时错过招工,去福建伐木曾被遣回户籍地,做生意被当成过“投机倒把”。他觉得如果生在今天,自己肯定能够结婚成家,也不至于“没有工打”。

  无论如何,他对安稳的晚年感到知足。

  眼下,他希望保持生活自理。每天吃过早饭,他喜欢去距家一公里外的农资店坐着,与人们闲聊。很多人并不认识付达信。他只是一个看起来瘦小、温和的普通老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5月12日 06 版)

原标题:那个“入狱养老”的老人去哪儿了
责任编辑:席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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