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清明上河园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历史上,开封曾经是夏朝、战国的魏,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朝的都城,故而有“八朝古都”之称。而其中,北宋建都开封168年,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使开封享誉世界。
因水而兴
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的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水环境,是一座典型的因水而兴的城市。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史称北宋。宋太祖赵匡胤暂时把都城放在开封,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开封在地形上的明显弱点。
开封地处豫东平原,周围一马平川,非常不利于防御,作为都城是很不安全的。所以,976年,当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他带领一批亲近的文武大臣到他的出生地洛阳进行考察,并在这期间说出了迁都洛阳的打算。宋太祖还告诉大臣们:不仅迁都洛阳,将来还要迁都长安,依托山河拱卫的优势,以求得天下安定。
此话一出,文武大臣竟然没有一个表示赞同的,几乎都投了反对票,反对理由主要集中在两点:
第一,开封有汴渠漕运的便利条件,京城百万百姓和数十万士兵都仰仗汴河的运输。水路运输是古代首选的物资运输方式,较陆路运输有很大的优越性。隋炀帝时期,组织开挖了南北大运河,主要也是出于便利南北运输的需要。大运河共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通过这四段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这一段叫通济渠,唐宋时期改叫汴渠或汴河。
唐朝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城粮食和物质供应的大部分都要依靠大运河从南方运输到北方,临近汴河,无疑更有利于得到这些供应。若迁都洛阳和长安,水路运输要经过黄河,漕粮调度将困难重重,都城粮食和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
第二,五代以来开封就是都城,宋朝建立后十多年也都定都在开封,国家的根本已经稳固,不能轻易动摇。
但宋太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君臣之间一场唇枪舌战,辩论到最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宋太祖赵匡胤的同胞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他在强调了汴河运输的重要性之后,说了一句话给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在德不在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意思是,都城选择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帝王有没有德行,要以德治国,不要一味凭险据守。
这句说辞十分尖刻又很微妙,而且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在德不在险”意味着:一、保卫都城的安全首先要靠君王的德行;二、只有无德之君才只凭险阻来保卫京城,难道宋太祖承认自己是无德之君吗?宋太祖无言以对。
据《宋史》和《资治通鉴》等相关资料记载,赵光义曾参与宋太祖“陈桥兵变”,是开国功臣。北宋建立后,他以晋王身份兼任开封府尹长达16年。在此期间,他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在开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一旦迁都,这个关系网就可能失效。
不管怎样,晋王说出这句话后,宋太祖没有再坚持迁都。如此,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算是稳定了下来。
我们回头分析这场辩论的过程,其实会发现辩论的焦点主要还是围绕汴河展开。“在德不在险”的说辞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加重了建都开封的砝码而已。所以,汴河改变了开封城市的命运,使它在与洛阳和长安的博弈中笑到了最后。
清明上河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末年都城开封的城市景观。这幅画全长525厘米,其中汴河就占了240厘米。画面中,汴河上停泊着很多船只,据统计共有28艘,其中大部分是运粮船。这个画面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汴河繁忙的水运情景。
《水浒传》中的杨家将后代“青面兽”杨志,曾经押送过花石纲,从太湖地区通过大运河运送奇花异石到东京开封,建造皇家园林艮岳。他还押送过生辰纲,但两次押纲都出了事,押送花石纲翻了船、押送生辰纲被劫。因为押送的官物价值连城,赔不起,才被逼上梁山。
杨志押纲的故事说明,为了保证汴河运输的粮食和物资能顺利到达开封,北宋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设立专门的漕运机构。这个机构叫发运司,专门负责大运河运输。二,组建纲船队伍。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在南方地区打造大约6000艘运输船,每10条船分为一组,叫一纲。三,指定押纲人员。每组纲船派遣1~3名中下级军官或大户人家子弟随船护送,称为“押纲”。如果运输过程中发生官物被盗或船只沉没等事故,押纲人员要负责全部赔偿,否则轻则降职,重则入狱。
但风险往往与利益相伴随,那就是“夹带”,即运载私货。为了提高押纲人和船工的积极性,宋政府规定,漕船80%的运载量用于装载漕粮和货物,另外20%允许“夹带”。
根据大运河运输船的载重量计算,每船夹带的私货有5000斤到1万斤不等。一般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土特产品,比如丝绸、瓷器、竹木器、海货、香料等,多是东京开封市场稀缺、市民又非常喜欢的商品。回船的时候,再从开封携带一定数量的商品运到南方去卖。一来一回,收入不菲。
随着“押纲人”押送的漕船以及大量的“夹带”货物进入东京开封,又引出另一个与大运河运输有关的问题:《清明上河图》的命名。此幅画为什么叫“清明上河图”?关于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在我看来,这还是与北宋汴河的运输制度有关。
汴河运输的关键是汴河的通畅。但汴河引用黄河的水作为水源,泥沙含量大,所谓“一碗水半碗沙”,久而久之,必然造成河床淤积。为此,从唐代开始就形成了汴河的清淤制度;到宋代,清淤制度逐渐完善。
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在汴河河床底部,铺上石板石人,作为标志,每年征发丁夫清淤,清理到石板石人为止。每年如此,已经变成经常性的工作,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太大的负担。这种清淤制度在北宋中后期有所松懈,从每年一清淤,变成了每两年或三年一清淤,但基本还是坚持了下来,保证了汴河通畅。
但清淤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清淤期间,必须先关闭汴河在黄河的引水口,然后把汴河河床的水排干。这就意味着,汴河并不是全年通航。
按照惯例,汴渠在农历十月关闭引黄的河口,重新打开汴渠河口的时间是来年农历二月。这样算来,汴河每年要停航大约4个月,每年通航时间只有200多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东京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几乎整个冬天,东京的城市消费供应不得不依靠国家库存的粮食、物资,极度短缺时就得通过陆路运输。
所以,100多万人口都盼着汴河开河。而每年开河后,发运司发运的头纲船进入东京的日期,正是在清明节。这一天,近万艘船只在汴河里绵延数十里,十分壮观。开封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到汴河观看漕运盛景。不过,吸引东京市民纷纷来到汴河,还有别的原因:
其一,清明节是东京的重要节日。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清明节是北宋东京的一个重大节日。节日期间,皇帝要带领文武大臣隆重举行纪念介子推的活动;市民百姓则到纸马铺买上坟祭品,去郊外扫墓、踏青。
这些活动在《清明上河图》中都有所反映:图中的第一部分即描绘了市民到郊外扫墓而归的情景;在虹桥附近则有一些商铺摆出上坟用的纸马。张择端以汴河为主线,烘托出了清明时节都城开封的清平和乐。
其二,到河市上交易。清明节这一天,大量漕船进入东京,漕粮储放在东京外城的几个国家粮仓里(汴河东水门外之虹桥附近的元丰、顺成、广济、富国、永丰等仓)。漕船上夹带的私货则随船进入城内,汴河两岸就形成了清明“河市”。
河市是一个临时交易场所,使汴河两岸的城市地块成了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政府享有优先使用权,在汴河两岸设立了众多停船的码头,存放货物的堆垛场,水磨、茶场等。其他空地,政府以租赁的形式交由商人经营,经营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课税。
在汴河两岸,还大量出现了一些做临时买卖的地摊。据史书记载,北宋后期,由于摊贩不按规定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影响了桥路的通行,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在虹桥等城内的主要过往桥面上经营商品。但政府的规定看来效果并不明显。从《清明上河图》所绘的虹桥上可以看到,桥头搭有凉棚多处,还有大型的遮阳伞,棚伞之下是各种摊贩正在贩卖物品。
随着清明开河,还有其他大量的船只,比如商人、官员进京,士子游学,外来使节来京……因此,清明节对于东京人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整个城市一改冬季汴河停运时的萧条,呈现出勃勃生机。
张择端虽然不是开封人(他是山东诸城人),但曾长期在开封游学,对北宋末年东京城市的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他选择了清明节这个东京最有特色的时间,抓住了大运河这个最为重要的线索,描绘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千古名画。
夜市之源
《东京梦华录》里用“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描述东京开封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代社会,夜生活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追根溯源,大规模的城市夜市的起源地是在北宋的开封。
在北宋以前,都城居民是没有夜生活的。比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普通百姓都居住在“里坊”,四周有高墙,每天晚上以街鼓为号令定时关门,全城宵禁,长安的大街上就没有行人了,只剩下了当空明月。如果谁敢夜里出门,叫“犯夜”,往往要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
比如,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个宦官小头目郭里旻,因为晚上喝了酒,没有及时回到宫里,结果在大街上被巡逻的士兵抓到,当即杖杀。只有在特殊时候,比如元宵节举行灯会,或者皇帝登基、皇帝寿辰等,才暂时取消宵禁三两天。在这种里坊制度下,居民生活不自由,更没有夜市和夜生活。
到了北宋,开封的坊墙已经不复存在,代替里坊制度的,是一种全新的开放性街市制度。这种街市在《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汴河两岸熙熙攘攘的人流,街道两旁疏密有致的房屋,以及随处可见的自由交易、悠闲自得的市民等。
从严格的里坊制度到开放的街市制度的转变,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就开封城市而言,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大运河贸易往来影响了城市格局。隋唐以来,开封就是一座大运河城市,大运河沿岸城市大多是由于频繁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形成的,沿河两岸很容易形成自由交易的市场,因此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第二,无法恢复里坊制度。据史料记载,北宋建都开封,曾经试图对东京城市按照隋唐里坊结构进行重新规划,却面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拆迁。它有两难:一是成本巨大,二是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北宋政府权衡利弊,最终放弃了里坊式的城市规划,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
这是中国都城乃至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大变革。
都城是封建国家的城市样板,都城采取什么制度,地方的一般城市就可以仿效,只是在城市规模上不能越轨、不能逾制。所以,北宋东京采取了开放式的街市结构,就意味着全国其他城市也允许以这种形式存在了。
开放式的街市结构使城市居民的生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一,居住自由。除了皇宫、府衙,在城内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点,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愿意。其二,出入自由。只要拿上自家钥匙,你愿意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其三,买卖自由。原先城市的商品买卖被限制在东西两市,唐代的长安城就是这样,而北宋的东京城内到处都可以是经营的场所,甚至在专门用于皇帝出入的御街两旁也出现了商铺。
由于不再“宵禁”,开封的夜市也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丰富的夜生活开始成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开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全天候的不夜都会。
据史书记载,开封的夜市形成于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时期,到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统治时期,规模已相当庞大。经营夜市的地点也有好几处,《东京梦华录》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蔡河上的龙津桥、汴河上的州桥,以及市中心马行街等处的夜市,描述夜市上花样繁多的饮食小吃。直到现在,这些区域仍然是开封主要的夜市区。
北宋福建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曾跟随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在开封生活,一直到28岁。北宋灭亡后,他逃亡到南方的杭州,回想起在开封的美好生活,写下《汴京纪事二十首》,其中有一首写道:“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夜生活在北宋都城开封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首先,它延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开启了全日制的生活方式。其次,它激发了城市居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更丰富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也只有在朦胧的夜晚,人们才能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样美妙的人生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封是我国近现代城市生活的源头,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主讲人)
程遂营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