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20年,最多30年,当现在的年轻人已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人已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作一个仪式去完成。”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2013年除夕之夜《写给未来的一封信》里提及的图景,没想到这一幕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因为一部分人响应在工作地“就地过年”的号召,提前到来了。
如果说中国高速发展的几十年,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最深印记,那一定少不了每年春节期间几亿人的大迁徙。但其实,一些变化早已悄然发生。
我住在北京南城,一楼底商分布着洗衣店、送水店、水果店、小超市等,因为门脸在小区内,所以顾客主要是小区住户。其中洗衣店和送水店整整十年没有易主,由来自江苏和山东的小两口勤勤恳恳地经营着。靠着小店,他们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还把老家的弟妹、老人陆续接到了北京。起初,每年一到腊月,他们就开始置办回乡的年货,弄得几乎全楼的住户都赶紧把过年的衣服干洗出来,再囤上几桶水。但最近两三年,他们两大家子都是在北京过年,他们说,村里也没什么人了,房子常年空着冬天太冷,而且一大家人买票还挺费劲,不如等到清明扫墓时再回去。所以这两年,一过小年,进出电梯间就能闻见两家人蒸馒头、炸圆子的香味,去他们店里的顾客也总是会被塞上几个枣花馒头或者一小碗圆子。因为他们,楼里过年的气氛都浓了起来。
过年的食物里总是带着家人的温度,带着和家人团圆相处的记忆。
腊月二十七,“平野尽”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家里人寄来的美食,满满的九宫格,“听说我要就地过年,大伙恨不得把冰箱寄过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姨妈小姨寄来了各种面皮年馍八宝辣子臊子面料。大哥不停打电话问我还要些什么……就地过年也挺好,没有你们,大年初一也就是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你们,‘年’便是年了”。
食物可以快递,那年味呢?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没有了鞭炮声的城市,过年的气氛淡了。其实,这个气氛,一半是由人烘托起来的,就像一个家一样,热闹是少不了人气的。不过,也有人觉得,一年到头闹闹哄哄的大城市,难得清静两天,也挺好。
在有关城市化的观点中,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太拥挤了,外来人口太多了,不宜居了。但同时,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80%,人们仍然在不断地向大城市聚集。更极端的例子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
经济聚集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大都市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移民的聚集,来自多元性的饮食、文化等。当然,城市的承载力有一定限度,大规模扩张也难免会带来一些“城市病”,但这些并不仅仅是由外来人口造成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城市乘坐地铁人次逐渐增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地铁线路的增加,运能的提高。
具体到城市街区的活力与生机,在现代城市,很大程度是来自周边的服务业。特别是越发达的国家,随着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不断升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对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而且相比农业和工业产品,服务业的产品大多具有不可运输性。
乐于安守故土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土地进城,是因为城市需要他们,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也可以享受更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大国大成》,陆铭)。简单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提高,而且在其与他人的交往中,还能互相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就像在东莞打工的吴桂春,因为进城打工走进了图书馆。
小区里,来自安徽的吴大叔也爱上了去社区图书馆看报纸杂志。十几年来,他们夫妻和大儿子承包着小区的垃圾清理。2021年的春节,他们也留在了北京。他说,因为这个春节是北京严格实行垃圾分类的第一个春节,物业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帮忙。其实,吴大叔一家人早几年就开始分批留京过年了,他的二儿子和儿媳妇把黄山脚下的老房子改成了民宿,春节期间常常被来自城市的游客占得满满的,老两口回去也只能挤着住。
吴大叔的大儿子在另一个小区做安保员,自从做上这一行后,基本上年年春节都是在北京过的。安保、餐饮、环卫、运输……这些维持大城市运转的行业少不了外来人口的支持。吴大叔说自己也不太在意在哪里过年了,重要的是自己想在哪儿过年就在哪儿过年,也许有一天他还可以带着老婆去三亚过年。
郑萍萍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