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研究生为何提不出问题

　　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罗威尔有句名言：“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做我们决定的事情，也不在于做我们希望的事情，甚至不在于做我们努力争取的事情，而在于做一些真正值得的事情。”

　　那么，哪些是真正值得的事情？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以及科研院所和高校未来的主力军，当下的研究生们有多少人曾和自己的导师探讨过类似触及灵魂的问题？有多少人在探寻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我国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否在助推这些未来的领导者、各行各业的骨干们思考有创意、有价值、深层次的问题？答案并不乐观。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生并不爱提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杨颉看来，“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反映便是在大学的研讨课上。这里是我们最希望学生给我们带来互动反馈的地方，但往往会遭遇冷场。”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荀振芳曾访谈过一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10多位面临学位论文开题的硕士研究生，其中竟有85%以上学生的选题是导师为其拟定的。

　　为何我们的研究生提不出问题？2020年8月18日，《中国科学报》以此为题刊发报道，在高教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本报又开设“‘研究生不会提问’之思”专栏，邀请院士专家，一线博士生、硕士生导师，教育专家，以及研究生代表等发表看法。专栏刊发的16篇文章，围绕研究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提不出问题背后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等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再次回顾、梳理专栏文章的相关观点，集结其中的智慧，以寻求破解研究生思维桎梏之道。

　　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学源于思，思起于疑。”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说，善于提出问题和抓住问题是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他援引爱因斯坦的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温才妃《提不出问题要在方法上找原因》）

　　提问是科学探索的起点，也是学术讨论的开始。没有提问，就没有研究，也不会有知识的进展。对研究生来说，提问也同样重要，提问就意味着思考，就意味着入门。学术训练的目标，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陈洪捷《学术训练的三个核心》）

　　中国学生是消极被动、死记硬背的学习者，还是成功的、有能力的学习者？对于这一“中国学习者悖论”，学术界还在持续争论中。其中，一个争论点就是中国学生要不要提问题？他们会不会提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学生提问不仅意味着他需要信息，还意味着他有正确的知识结构，用来表述问题和解释回答。因此，学生在某个学术话题上提问题的能力，体现了他在该学术话题上拥有的知识复杂度。当他试图将已有的知识和新信息融合在一起，使这些想法有意义时，提问可以帮助其学习。（陆根书《由“中国学习者悖论”引发的思考和建议》）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出问题，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不仅仅是所有学问深入研究的起点，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逻辑链：只有怀疑之精神，才有独到之见解，方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才有可能在继承和发扬前人总结的知识体系基础上，从已知到解未知，推陈出新，甚至完全颠覆已有认知，提出新的理论或者定律推动科学的进步，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些与我们当前一直呼吁的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息息相关。（李志民《提升科学素养是培养提问能力关键》）

　　而在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看来，“研究生为何提不出问题”应改为“我国目前有多少研究生导师能够经常提出科学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好’问题，就已经是能做出大贡献的科学家了。”（王义遒《研究生应做自己课题的“主人”》）

　　与好奇心一起消失的问题意识

　　虽然我们早已提出要创新的国策，但是学生的问题意识——这个创新的必要条件却一直缺失。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和根深蒂固的。

　　研究生们提不出问题，究其原因，要归于两大方面——做好任何事的两大条件：意愿和能力。一是他们想不想提出问题，二是他们能不能提出问题。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也是导致研究生提不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研究生”都是想做研究的吗？数据已经否定这一点。很多人理解的“研究”，不过是再记住一些知识、考得学位，以此去做官、致富或者至少过上安逸的生活。

　　可见，既然教育目标和价值观起点都不是探究，如何能够形成提研究性问题的必要和习惯？加上山一般的知识记忆的重负，自主提问、质疑的意愿也就随着人的好奇心、主动性和兴趣，一起消失了。（董毓《批判性思维素质：因何缺乏，如何补足》）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常赛超的自我反思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在导师带领下，常赛超来到苏州吴江开弦弓村调研学习。80多年前，身为研究生的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查访谈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江村经济》，此后费孝通一生26次考察开弦弓村。这个村被学术界命名为“江村”，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社会学研究圣地。

　　江村之行让她深入思考：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如何做出好的学术研究？在她看来，费孝通的成功之道可以用四种“心”来概括：一是担当之心，二是好学之心，三是求实之心，四是勇敢之心。而缺乏“四心”，正是导致“研究生提不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常赛超《从费孝通“四心”反思当代研究生之所失》）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认为，研究生提不出问题，不能纯粹地把问题归咎于学生。在社会科学领域，学生们如果局限在狭隘的课堂和文献中，就提不出问题。深入一步思考，“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制度化安排和系统性的努力，来促使学生的学习更多地与真实的生产生活实践或个性化的工作经历、体验结合起来？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的课堂没有更多情景化的教学设计，引发学生提出问题？我们作为教师是否认真尝试过调动学习者学习中的积极情感？ ”（王蓉《研究生提不出问题，责任在大学和教授》）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浚也认为，少数高校教师对研究生培养的投入精力不够，也是导致研究生难以形成问题意识的间接原因。随着国家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部分研究生导师由于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相对繁重等原因，对研究生问题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赵浚《问题意识：使研究生真正“研”起来的关键》）

　　另外，杨颉指出，研究生不善于提出科学问题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导致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普遍比较弱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便包括了东方文化中的所谓“尊师”传统。“在西方高校课堂，对老师的尊重与出于尊重真理而对老师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不矛盾，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尊重老师’与‘不反对老师’画上等号。” （杨颉《导师应将决策自主权还于学生》）

　　在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张红伟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绝不是教育的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从大方面来分，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四个部分。现实的严峻性是，我们的“四育”都存在一定问题，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很多研究生都不会提问，真正会提问者凤毛麟角。（张红伟《研究生提问的“系统改革”与“当前任务”》）

　　研究生教育如何改变

　　有学者认为，提问不仅是知识和能力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文化问题。其中，提问的勇气就是一种学术文化的表现。在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中，除了知识与能力，更应当培养研究生探索科学志向、积极提问的勇气。学术训练不仅仅是读书、做课题研究，更包括刨根问底的态度和“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陈洪捷《学术训练的三个核心》）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生活是理论永不衰竭的源头。不关心现实，思想终会在故纸堆中慢慢枯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建议，文科研究生应该时刻关注现实，从中寻找灵感，尤其关注学术的本土化和中国国情的问题。（刘永谋《文科研究生要砥砺选题能力》

　　苏州科技大学教授陈建新认为，研究生越来越提不出问题，实质上是研究生哲学思维能力越来越欠缺的反映。他建议，要恢复和加强自然辩证法教学，增强研究生的哲学思维能力。（陈建新《研究生培养要恢复加强自然辩证法教学》）

　　还有学者认为，研究生提不出问题，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往往来源于仰望星空的历练和脚踩大地的实践。就目前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师生为什么不具备无界的想象力？是什么控制了师生的想象力？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师生破解这道难题？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新波举例说，西方博士生的培养，学业开始阶段通常要学习较多的哲学类课程，而毕业的学位往往是PhD（哲学博士），由此可见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孙新波《破除想象力的禁锢：从方法论说起》）

　　教育的“节制”是现代教育学创始人赫尔巴特提出的重要教学原则。不节制的教育就是“过度的教育”，不节制的施教就是“强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认为，如果期待研究生能够提出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问题，那么在研究生成长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的自我性格成长起来。为此，教师特别需要避免对学生进行过度的教育。（卢晓东《摆脱“范式陷阱”，把学生“置于困境”》）

　　在周立伟看来，研究生之所以提不出问题，在于科研环境功利化的影响，书读得少、知识面窄、思想不开阔、思考上受到局限、跳不出书本或前人的框框，总觉得书本上写的传统的见解、权威的结论，都是天经地义、不可置疑的。因此，束缚了研究生的思想，虽有疑问，却不敢提出问题。

　　另外，我国的学术环境不鼓励研究生“高谈阔论，海阔天空”，舆论环境也常常压制研究生“胡思乱想，百家争鸣”，使研究生不敢把自己的idea说出来，怕大家笑话，说自己狂妄。因此，周立伟认为，重要的是，要创造敢于提出问题、不怕提错问题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自由思想的学术交流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是自由、平等交流的风气。”周立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