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课堂重识家乡

冯娜和学生一起跳竹竿舞。受访者供图

　　眼前这个乡镇，没有像样的硬化路、没有商店。

　　这里有雨后满地爬的小黑虫、手指长的蟑螂、在屋里乱窜的老鼠；有一条土路通往县城，还有一群初中生，等着刚从大学走出来的老师。

　　去年8月初，姬杨第一次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眼前的景象令他吃惊。这个土生土长的贵州年轻人没想到，在距贵阳3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居然还有这么贫穷的乡镇。

　　姬杨记得，“当时全乡只有3个单位：乡政府、医院和鲁容中学”，要买东西只能去县城或临近的乡镇。而这就是他和研究生支教团的4名女生要生活一年的地方。

　　贵州大学的本科生大部分来自贵州省内，贵大研支团的成员中，贵州人也常常占半数以上。十几年来，每年都有数名贵州大学的准硕士生留在贵州最基层支教，花一年的时间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小班主任的故事

　　听到校长在大喇叭里宣布“七（一）班班主任为王斐”时，王斐并没在意。

　　此前几天，他和另外4名研支团同学第一次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中学，预备开始2018-2019学年的支教生活。王斐报名成为英语教师，他将要承担两个班的教学任务。

　　当天下午，王斐去打听第二天的上课情况，才听说自己是班主任——他可是个教学经验几乎为零的新手。

　　王斐曾以为当教师很简单：“一天两节课，一节课45分钟，一天就上90分钟的课，多轻松啊。”等他走上讲台并接手班主任工作，才发现过去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睡觉，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刚接手七（一）班时，“班里鸡飞狗跳，每天感觉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其他任课教师也经常找他告状。就连中午休息时间也不得安宁：宿管打电话说两个学生打架了，学校老师打电话说某某同学又调皮了……第一个学期，他一天午觉也没睡过。

　　为了快点“入门”，王斐跑到图书馆看《班主任秘笈》、向老教师请教、给了解青少年心理的专业教师打电话……

　　王斐过了一个月才意识到自己用错了方法。一开始，他跟学生相处时很和气，总是用商量的语气跟他们说话，和气的后果就是：学生觉得他好欺负。

　　王斐意识到问题后就“变了脸”，“每天装作很严厉的样子”。早上学生还没到校，他就坐在教室，看谁迟到了；哪个学生没完成作业，他就陪着写作业，直到学生写完为止；每天晚上查寝、数人数，所有学生都睡下了，他才去休息。

　　如果学生生病，不管多晚他也会送去医院。那段时间，王斐的目标就是“努力让他们又尊敬我，又喜欢我”。

　　作为新班主任，王斐还遇到了令所有老师都头疼的学生。政教主任告诉他，从小学升上来“四大金刚”，其中一名就在王斐班上。

　　“金刚”名不虚传，他顶撞年轻老师，抢同学橡皮，一言不合就动手。虽然年轻的王斐能管得住这个孩子，但无法走进他的内心。

　　有一次，王斐听说他被咬了，情况有些严重。王斐去了校医院，却发现人不见了。王斐急得在学校找了两圈也没找到，后来在操场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他。

　　当时，这个学生带着哭腔诉说着什么，周围还围了一圈男生。这是王斐第一次看到他哭。

　　王斐叫走了其他的男生，陪他在篮球架下坐着。“他说这个时候特别想妈妈。”王斐这才知道，孩子来自单亲家庭，妈妈已离开他多年，爸爸在外打工。

　　王斐送他回了家，那是一座建在镇上的二层砖楼，孩子平时独自住在二楼。楼房没有粉刷，砖块裸露在外。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洗衣服。“那时我才知道，他的表现跟他的家庭有那么大的关系。”

　　那次长谈之后，孩子再也没惹过事。他有次去山里玩，还给王斐带回一根庙里的红绳。

　　作为贵州大学研支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班主任教师，王斐那一年有很多艰辛，但他从没哭过。可是离开的前一天，王斐和研支团另一名男生，也是和他搭班的数学老师，坐在教室的台阶上哭了半个小时。

　　课堂外的努力

　　王斐离开后，冯娜和4名研支团同学走进同一所学校。冯娜的教学任务相对轻松——教两个班的道德与法制课。

　　在这个有上千名学生的乡镇中学，90%的学生住校。开学不久冯娜就发现，学校的大热水炉坏了3年，只有食堂有一个小热水炉。热水供应不足，不少学生冬天也用冷水洗头洗澡。

　　研支团的同学做过预算，换一个新炉需要6.8万元，烧一次热水可以供应几百人。但对缺乏收入来源的研支团学生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冯娜记得，她从9月中旬开始尝试联系捐赠，每天给慈善机构发微博私信、发邮件，连续发了两个月，全都石沉大海。其间，遵义一家公司愿意以成本价为他们提供设备，所需资金降到4万多元。但就连这笔钱他们也无力支付。

　　11月初的一天，一个归属地为北京的陌生号码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她的求助信息。冯娜没想到自己发出的信息竟然真的有了回应。这家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募捐，不到10个小时就凑够了4万多元。

　　事实上，学校存在的硬件困难不只这一个。冯娜了解到，丹寨县的自来水中钙离子含量高，需要净化才能喝，不然容易导致结石。“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是黄色的，捧在手里都能看到泥沙。”她说。

　　支教的末期，冯娜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来争取赞助。很多公益组织有专门的帮扶方向，冯娜终于找到一家专门赞助净暖水设备的机构。“支教结束前一个月，神经都绷紧了，就想把收尾工作做好。捐资助学很艰辛，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一学年，冯娜和伙伴为丹寨县的中小学共募集了42万元，另一支支教团队为贞丰县的学校募集了70多万元。

　　另一场考验

　　当冯娜为了热水炉、净水器而奔波时，姬杨在贞丰县的鲁容中学面临另一场考验。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鲁容中学从校长到普通教师经常要下乡扶贫。有段时间，全校初中生的大部分教学和管理任务就落在姬杨和4名支教教师身上。

　　姬杨每周上20多节课，比正常工作量多一半，“教学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除此之外，他还兼着广播室、团委的工作。

　　一天深夜，姬杨加完班回到宿舍，他高度近视的眼睛酸痛，就想立马倒在床上。这时他突然发现深蓝色的床单上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于是凑上去看了看，又闻了闻——那是一颗黑色的老鼠屎。“当时都要崩溃了！”姬杨说。

　　有些学生的表现也令他恼火不已。他们上课时喊口号，那是从短视频App上学来的。班上学生大多有智能手机，这些短视频App是学生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可是姬杨发现，他们也从中学到了染发、打架，甚至看了一些色情暴力的内容。

　　王松是姬杨前一届的贞丰支教队队长。他到贞丰不久就意识到这里的闭塞：有的孩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还有的连鲁容乡都没出过。王松开始筹划带孩子们出去游学，激发孩子们走出去的志气，“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考出去是最便捷的路径”。

　　王松等人筹备了6个月，最终，在贵州省科技协会和一名在贞丰挂职的贵州大学教师帮助下，王松和研支团伙伴带80名贞丰孩子走出贞丰县，在贵州平塘看大射电望远镜，到贵州大学参观，还去了贵州省科技馆。

　　这些孩子当时的表现让王松至今难忘。在贵州大学图书馆时，王松告诉大家，哥哥姐姐们正在看书学习，要保持安静。这群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安静地在书架间行走。

　　离开图书馆时，一名男孩告诉王松：“老师，有一本书今天我没看完，我以后还会再来把它看完的！”

　　这一年里，研支团同学还肩负着扶贫的任务。开学前，研支团是乡政府的“小助手”，资料录入、走访农户等工作都要参与。支教开始后，他们还趁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跟乡政府的年轻干部一起走村入户。有人感叹：“这一年，看着它一天一个样。”

　　姬杨至今对一条扶贫标语印象深刻：“今天很艰难，明天会更难，但是一天会比一天好。”经过一年磨砺，他对未来要走的路更为笃定。

　　结束支教后，姬杨从土木工程专业转到旅游文化学院读研。课堂上，老师讲起农村社会的状况，“我真的太知道是什么样了”。他下定决心，“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要把它发展得更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