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存在的环形锁

翁先桂夫妇1997年取得的二胎准生证。 刘言/摄

翁先桂夫妇在女儿的婚礼上。 受访者供图

吴玉霞的彩超报告单。刘言/摄

汨罗市罗江镇政府院内，翁先桂指出当年计生办坐落的位置。 刘言/摄

　　51岁的吴玉霞，被一把环形枷锁困了23年。

　　1997年，她和丈夫翁先桂的女儿年满6周岁。按照当时湖南省汨罗市红花乡的政策，他们取得了准生证，获准生育第二胎。家人希望，吴玉霞能再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

　　那年6月里的一天，红花山村的妇女主任用自行车载着吴玉霞到了乡政府，“取出”此前放置在她体内的节育环。那之后，吴玉霞和丈夫尝试多年，最终没有等到第二个孩子，无奈放弃。四处求医问药时，曾有大夫说，丈夫的身体没问题，生不出孩子，是妻子身体的问题。

　　村里人嘲笑夫妻俩生不出儿子，丈夫听到一点闲话就回家吵闹。吴玉霞把所有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我就忍着，悲观和委屈都在心里”。

　　她回忆，那时丈夫没太多进取心，“不好好做事”。为了供女儿读书，吴玉霞去过广州、岳阳等地打工，直到去年，因为眩晕症和听力衰退，她才从一家电子厂离职回家休息。

　　今年6月，她在汨罗市妇幼保健院参加“两癌”筛查时发现，自己体内还存在着一枚节育环。吴玉霞为当时的“不育”找到原因，“我受了20多年的冤枉气”。夫妻俩早已过了生育年龄，他们希望乡政府能给个说法。

　　时隔多年，吴玉霞自称并没有保存当时取环和此后就医时的病历，那枚节育环如何躲过各种检查、在她体内留存20余年也成了谜。当年的红花乡如今已撤乡并入罗江镇。11月14日，罗江镇副镇长周海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由于涉及3个乡镇合并的人事变动，正在让办公室调档案，调查当年的当事人是谁，“到时候再把人叫过来，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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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霞记得，节育环是1991年放置在自己体内的。

　　翁先桂回忆：“当时政策规定，农村夫妇如果第一胎是女儿的话，满6年之后才允许生第二胎。”吴玉霞是在红花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上的节育环。

　　女儿出生6年后，夫妻俩如愿盼来二胎的准生证，“满足条件就给你送过来了，可以生二胎了”。这张盖有汨罗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公章的准生证翁先桂保存至今，它显示，夫妻俩被允许在1997年1月后生育第二个孩子。

　　不久，村委会妇女主任黎江仁骑着自行车带吴玉霞到乡计生办“取出”节育环。黎江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说：“当时我就负责带她们过去，带过去就在外面等，她们进去，后来医生说她取出来了嘛，取出来就回家了。”

　　3个多月过去了，妻子的肚子还没见动静，丈夫心里产生了怀疑：“环也取了，怎么怀不上？”夫妻俩来到位于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翁先桂回忆，医生警惕地问他生的是第几个，有没有证明，他当即把二胎准生证递了过去。“他问这个是汨罗发的，没有取环吗？我就说我们取掉了。”翁先桂说，医生看了一下，开点西药就回来吃了，现在回想，可能当时听说取了环，医生就没做那个方面的检查。

　　过了大概三五个月，吴玉霞还是没有怀孕，夫妻俩来到刚成立不久的专科医院汨罗市罗城医院。翁先桂称，当时医生也找他要了准生证，“他说你们这发了这个证应该取环了，我说是取了没错”。

　　据罗城医院检查结果，翁先桂的精子没有问题，医生认为是吴玉霞的输卵管堵塞，需要进行“冲洗治疗”。对于治疗的细节，吴玉霞已经记不清楚，这次治疗给她留下的印象如今只剩下“难受”。

　　那时听说周边乡里哪位赤脚医生厉害，夫妻俩就连忙找过去，几个月没见效果，再找下一位。药没少开，二胎却一直没有到来，算下来花了四五万元。“那时候家里资金还是蛮紧缺的，一年只搞到一点钱，还有家庭的开支，小孩子的开支。搞了几年放弃了”。这成了翁先桂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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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5日，邻居李春桃邀请吴玉霞一起参加汨罗市妇幼保健院的“两癌”免费筛查，“不管有没有病，反正是免费去查一下”。两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嫁到红花山村，关系一向很好。

　　汨罗市妇幼保健院公告显示，两癌免费筛查是国家对35-64岁农村适龄妇女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进行的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目的是排查出受检者是否患有宫颈癌和乳腺癌，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根据日程安排，6月5日是罗江镇妇女筛查的最后一天。

　　那天，吴玉霞先后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快到11时，她接受了妇科黑白B超的检查。她回忆，医生告诉她：“你的环还没有取，这么大年纪了，最好把环取出来，不然以后长到肉里面对身体不好。”

　　吴玉霞的第一反应是问医生：“我怎么还没取环？那时候我取环还想生二胎，怎么没有取掉？”

　　“我当时跟那个医生说，她为了生孩子吃了药，做了输卵管疏通，搞了好多次怎么还有环？医生说真的有个环，让我在电脑里面看看。”李春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负责筛查的医生据此在《汨罗市农村适龄妇女两癌筛查检查表》中填写“1．子宫萎缩；2．宫内节育器”。

　　12点，翁先桂接到了妻子的电话，“我肚子里还有一个环没取出来”。“当时我不相信，以前在大医院交钱都没检查出来，这不要钱的怎么能检查出来。我和她说这是骗人的。”翁先桂说。

　　回到家，吴玉霞又和丈夫说：“真的有个环在肚子里面，不是我身体不好。”他们打电话给现任红花山村委妇女主任彭桂良，彭桂良告诉她，可以通过村里向镇政府打个报告，开个证明，可以由政府承担取环的手术费。

　　6月11日，拿到证明的吴玉霞和丈夫、弟弟一起来到汨罗市妇幼保健院，弟弟建议做个彩超确认一下。接诊她的医生是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彭新年。医院门诊医师的介绍显示，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超过30年，对妇科疾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彭新年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诊吴玉霞时，患者说自己要取环，主动要求做一个彩超的检查。彭新年解释说，两癌筛查中的妇科B超检查是黑白B超，由汨罗市妇幼保健院免费赠送给前来筛查的妇女，以观察她们是否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病变，但这份影像学检查报告并不会存入医院的诊疗系统。

　　当天9时33分，吴玉霞收到彩超报告，证实她体内存在宫内节育器。随后，妇外科的医生从吴玉霞子宫宫体后位深7厘米处取出“O”型节育环一枚。这枚节育环被一块纱布包裹，交给了吴玉霞，这是她当年没有看到的。彭新年则表示，仅从外观，无法判断这枚节育环的“年龄”。

　　“当时环取出来的时候，我好难受，回来饭都没吃。”吴玉霞说，当年在乡政府计生办取环时，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

　　夫妻俩认为，节育环一直留在吴玉霞体内，是因为当年计生办的医生没有将其取出，“不然我生个儿子、生个女儿现在都有20多岁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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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翁先桂找到罗江镇政府要说法。他说，如今分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副镇长周海林看到这枚节育环的照片，电话咨询了当年乡卫计办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种型号的节育环只用到1998年，此后进行了更新换代。经多次协商，当地政府愿意补偿两到三万元，或者给夫妻俩参照低保的待遇，每人每月发放180元，翁先桂对此并不满意。

　　“你找到那个医生给我，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没有取，说取出来了。”翁先桂说，镇政府回复他，以前没有监控，那天的值班医生是谁，记录也找不出来。

　　“事情发生以后，我也没有回避他，陆续接待过他们不下10次。当年他们是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的，20多年了，没有生育二孩，对他们发生这个事情，我还是同情的。只是他们的要求太高，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周海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由于乡镇合并，人员变动很大，20多年前又都是纸质材料，找到当年的经办人仍需要时间。而对于这枚节育环是否是20多年应取而未取的，仍有诸多疑问待解。

　　“他到医院去做不孕不育的检查，不会B超都没有做吧？既然当时有这个心，那为什么你所有的检查资料你不保存？”他质疑。

　　对此，翁先桂解释说，自家5年前翻修房子时，以前的病历找不到了，“政府的材料都找不到，怎么能要求我找得到”。他曾于6月底到罗城医院希望调取医院的病历材料，院方表示当年都是纸质材料，医院又经历过翻修，已经无法找到。11月16日上午，罗城医院档案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当年的材料确实无法查找。

　　至于当年治疗时没有做B超检查，翁先桂推测，可能是和医生说取了环，他就没做那方面的检查，“当时B超也少，可能用在车祸那些急用的人身上了”。

　　周海林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根据当年计生工作的要求，乡政府每个季度需要对育龄妇女进行“查环、查孕、查病”，防止有人违反生育政策，也检查一些妇科疾病，因此每个乡都配备有一台黑白B超仪器。“按理说吴玉霞也应该履行这项义务，接受检查。”

　　黎江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证实，红花乡卫计办当年确实有一台黑白B超机，但是对于吴玉霞这种领了二胎准生证而没有生育的，村里不会要求她去检查避孕环，而是会在二胎出生后带她去做结扎手术。

　　围绕医学检查的诸多疑问，记者请教了彭新年医生。她解释，吴玉霞自称当年做过输卵管疏通，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X光下的碘油造影，这种情况肯定能够看到子宫内的节育环；另一种是输卵管通液，通液之前也要做影像学的检查。她强调：“如果是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妇产科医师给她看，肯定会开B超检查，能看得到里面有环没环。”

　　彭新年还表示，通常情况下，取环手术不需要进行麻醉操作，术中遇到复杂情况，节育环取不出来的话，医生会告知患者到上级医院就诊。如果设备条件允许，也可以在宫腔镜下取环，不过汨罗也是最近六七年才引进的宫腔镜技术。

　　事件发酵后，罗江镇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调取当年的人事和档案材料。“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当年经手过的人，把情况弄清楚，给出事件清晰的来龙去脉，既要讲情讲理，又要依法依规，做一个妥善的解决。”周海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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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年过5旬的吴玉霞已显出老态。由于听力衰退，又患有眩晕症，和人交谈时，她常眯着眼、佝偻着腰、极力凑近了听。在她看来，这都是当年生不出孩子、受人刺激落下的病根。

　　没有儿子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夫妻俩。翁先桂所在的生产队中，同年出生的7个男人，都是先生育了一胎女儿，6年后又有了儿子，这让翁先桂感觉抬不起头。

　　“开始我们恋爱的时候，我家里怎么也不同意。结婚之后，我还是想两个人好好一起，不能被我爸妈看扁了。”吴玉霞回忆，这些年没有怀孕，丈夫一直以为是她的责任，听到闲话会与她吵闹，心情不好也会回家发泄。“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我就忍着。我理解他，没给他生一个儿子，他心情不好。以后人家都有人防老，我们没有。”

　　在她眼里，丈夫放弃了生儿子后，整个人就没有了上进心，好像认为没有儿子就没了奔头。整天没事在家晃悠，也没事做。当时家里条件很差，泥瓦房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女儿上初中后没有单独的卧室，只能借住在祖母家。她曾想过离婚，又舍不得女儿。

　　作为朋友，李春桃常为吴玉霞感到心疼：“以前我们都不去打工，村里人在家里一坐一大群，会相互攀比。那个打击是很大的。别人生了我没生，别人带小孩，我心里是什么味道？”

　　为了供女儿读书，吴玉霞先后到广州、东莞、岳阳等地打工，皮鞋厂、食品厂、电子厂都留下过她的身影。有时晚上睡在床上，白天过度劳累的手会把她疼醒。就这样省吃俭用，看着女儿考上了大学，“苦了我们自己可以，不能苦了孩子”。

　　2015年，一家三口用攒下的钱翻盖了新房。夫妻俩留了两间宽敞的主卧给女儿，希望能招个女婿。可事与愿违，第二年，女儿嫁到了长沙。翁先桂和村里闹了起来，女儿户口明明还在红花村24组，她名下的土地却被收了回去，这让家里的水田一下少了三分之一。

　　“他们还会在你面前指手画脚说，人家有儿子，你没儿子，过个10年你还要地？你死掉，自己的地都没有了，又没有儿子接你的代。那种言语是很刺激的，一句话我心里听到了就很难受的。”翁先桂忿忿不平。

　　“人家在家里面有孙子带，我家就是两个大人，他白天上班，我一个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吴玉霞甚至不敢去和村里人打牌，“没有本钱又怕输，不像以前自己有收入，输个一两百元没关系”。

　　以前在食品厂打工时，厂方会带工人做传染病检查，在电子厂则会做尘肺病筛查。每次体检都合格，吴玉霞也就一直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个包含妇科检查的全身体检。直到今年6月，查出了那枚节育环，她说，“我受了20多年的冤枉气”。

　　11月13日，在宽敞的新房里，翁先桂没能找出当年的病历，却翻出了一张从2002年杂志上撕下的“清宫珍藏生男育女预计表”，保存完好，折得整整齐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