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出版社将再版《志愿军一日》，亲历者讲述艰苦卓绝岁月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将再版《志愿军一日》。《志愿军一日》出版于1956年10月，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多位文学大师或为该书亲自作序或撰写评论文章，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佳话。书中那生动详实的战争记录和志愿军官兵舍生忘死、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深深影响和教育着后来的人们，至今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期长征副刊特刊发其中4篇文章（略有删节），让战争亲历者的讲述，带领我们回到70年前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和胜利的荣光。

油画：祖国来信。 何孔德 作

　　突破临津江

　　杨得志

　　敌人从四次战役在横城地区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之后，不愿接受教训，又纠集了兵力，以英联邦部队、李伪军第一师、美帝国主义第三师、第二十五师等部，从汉城逐步向北推进，三月初进至临津江的东南岸。

　　临津江是朝鲜中部的一条大江。敌人依托了这条江水，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江南岸构筑了较坚固的防御体系，堑壕、交通壕、地堡、铁丝网、地雷布满了个个大小山头。敌人妄想凭借着临津江天险和长期设防，来阻挡我军的反击。

　　我军一支支部队，从不同的地区，以长途行军进抵临津江北岸，任务是：突破临津江，歼灭当面英二十九旅、李伪军第一师，并切断美第三师、美第二十五师南逃的退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北犯的阴谋。

　　正当我军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的时候，第一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不辞艰苦来到了前线，带来了祖国人民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时，敌机十分疯狂，白天很难进行慰问活动，就在夜间举行小型的集会，由各单位派代表参加。我们开会的树林上空，往往被敌机投下的成串的照明弹照得雪亮。爱国艺人常宝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我们演出相声，不幸他光荣牺牲了。同志们感激祖国的心情和痛恨敌人的心情，是火一般难以压制的。

　　在这时，我们第一仗就把江北岸的敌人驱逐到了南岸，部队进入北岸阵地。

　　我们的指挥所就前进到原来部队集结时构筑的一些矮小的掩蔽部里。这些掩蔽部小得很，在里面直不起腰，连地图也没法张挂，只好贴在雨布上，再把雨布挂起来。特别是又正逢下雨，洞里不住地滴水，滴在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潭。就在这样的掩蔽部里，我们进行着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各部队的情况报告通过各种通信工具送到这样的洞洞里来，给各部队的作战命令也就从这样的洞洞里发出去。在这里，应当十分感谢通信部队的同志们。有时电台被敌机炸了，电线炸断了，他们有的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

　　突破临津江的战斗开始了，敌人用尽一切伎俩阻击我军渡江。敌机昼夜不停地轰炸扫射，密集的炮火疯狂地向江岸、江心轰击。每一个桥梁、渡口和徒涉点都被严密地封锁了。在指挥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面和主要突击方向的情形：白天，江两岸20余里路的地面上弥漫着一片硝烟和炮弹的烟柱；晚上，遍地都是火光，敌人汽油弹打着了的树林、村庄在燃烧。天上敌机在不断投下成串的照明弹，再加上对岸敌人探照灯不停地照射，整个江面上如同白昼一样。这还只是看得到的情形，此外，在江南沿的水中，还有看不见的附防设备：数道铁丝网，密密的地雷……但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住渡江的英雄们。当渡江的命令从我们这里发到部队之后，战士们从众多的突击点上，冒着敌人的炮火，涉过百尺宽、齐腰深的江水，向对岸冲去。

　　4月22日23时，我接到了前面部队的报告：我们胜利地突破了天险临津江。

　　在突破战中，我们消灭了伪一师一部及英二十九旅的大部，其中皇家第一团被全部消灭，缴获了坦克60余辆。

　　突破临津江，占领了江南岸桥头阵地之后，就展开了向敌主要阵地的进攻。各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敌人纵深推进。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记述那数不清的英雄的名字和他们那些英雄的事迹，只介绍这样一件事就够了：在正面攻击的同时，我们一个侦察支队和某团的三营向敌后突进。他们从敌人的防线中穿过，边打边走，20小时打垮敌人7次阻击，前进60公里，占领了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附近的一个制高点——道峰山，炸毁了山下公路的铁桥，阻拦了敌人的退路，坚持战斗四昼夜，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最后与我正面部队会合，把敌人赶到了汉城附近。这支部队荣获了“道峰山营”与“道峰山支队”的光荣称号。

　　我们指挥所是随在部队后面过江的。那天下着不大的雨，是个蒙蒙的雾天。我们趁白天涉过了齐腰深的江水。在江水里，我看到被炸烂了的铁丝网、被起出的地雷。岸上则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物资。公路两旁还有被我们炸毁的敌人的坦克。缴获来的坦克在我军战士的看押下，由俘虏把它们开向江北岸。路上，迎面可以碰到我们的战士兴高采烈地押着一群群的俘虏走下战场。俘虏们形形色色，一个个满脸泥巴，蓬头露膀子，有的裤子也穿得前后颠倒了，有的还贪婪地吃着我们战士给他们的干粮。

　　就在部队向汉城及其东南前进时，我和指挥所随着向东南转移。这天太阳很猛，白天徒步前进，每人手里拿一把树枝，一面遮阳，一面当作防空的伪装。部队拉开距离，在曲折的小山道上分散运动，一天前进了70多里，爬了三座大山。我有一段时期没有长途徒步行军了，蓦然走这样远，不免有些疲劳，但一路看到我军胜利的景象和敌人的狼狈相，却也很兴奋。

　　敌人还是有着装备优势的，敌人是机械化，我们靠两只脚，为什么敌人还逃不掉吃败仗呢？其实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的战士都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在我们面前，一切艰苦困难，都以忘我的精神克服了，忍耐了。因为部队前进速度快，运输粮物接济不上，战士携带了7天的干粮吃了12天。当他们干粮吃完了，宁肯到河边、山上采柳树叶子和野菜吃。为了爱护朝鲜人民，他们不肯吃田里的麦苗。有的鞋子磨坏了，就赤着脚走路。他们有的负了几处伤还坚持战斗。我和几位重伤员谈话时，他们说：“我没有完成任务就负了伤，觉得很惭愧，对不起首长，对不起毛主席和祖国人民！”这就是我们战士的高贵品质。在这样的战士面前，什么样的江不会被突破，什么样的敌人不会被歼灭呢！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守卫上甘岭

　　秦基伟

　　上甘岭战斗打响以前，从前沿阵地上送来一大卷信。在这些热情洋溢的信里，战士们和各分队的指挥员们向我报告：上甘岭前沿的战斗准备工作，都是按照上级的作战计划准确执行的。在一封战士的来信里写着如下的誓言：要攻，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要守，只要我们活着，阵地决不会让给敌人！

　　这样豪壮的誓语，无异是向指挥员挑战，也是直接要求指挥员指挥好这一次战役。战士们这种行动，更加增强了我的责任感。

　　10月8日，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宣布无限期休会，同时，在纽约也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不难估计：美军要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势”，来挽回它的败局，为他们的仆从国加油打气，以便扩大侵略战争。但是，横贯朝鲜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敌人会从哪一点上发动进攻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进攻点很可能选择在我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一线。这些日子，范佛里特亲自在金化东北视察了三次阵地，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部队逼近上甘岭前沿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侦察机反复进行低空侦察，并不断以小股部队的出击来侦察我军阵地的地形……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烟幕遮盖之下进行的。狡猾的敌人，白天用汽车装载少数兵员西运，夜间却把大批大批的兵员载到这里来，看来，美国将军们想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欺骗伎俩，以保证他们在主攻方向发起攻击的突然性。

　　10月14日晨4时30分，忽然大地抽缩了一下，坑道顶上的沙石哗哗下落，烛火跳动了几下熄灭了。果然，敌人开始向我们的上甘岭阵地进攻了。

　　对于这次战斗的严重意义，我军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是了解的。如果敌人一旦夺取了上甘岭高地，我们的五圣山阵地便直接受到攻击的威胁。五圣山万一失守，那么，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平康的一片平原上就无法立足，整个朝鲜战局就要起着严重的变化。因此，上级首长们一再叮嘱我们：“上甘岭这一仗必须打好，不许打坏！”

　　敌人向我上甘岭“597.9”和“537.7”北山，这两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高地上，一天发射了30万发炮弹，飞机投掷了500枚重型炸弹。阵地上天昏地暗，火焰终日不熄，空气为之灼热，岩石变成了黑色的粉末，山头都被削平了。敌人集中了7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分成数路凶猛地向我阵地扑来。但敌人一连冲击数十次，都被我们打败了。

　　崔建功师长打来电话说：“经过顽强的阻击和反复的争夺，两个阵地上共杀伤1000多敌人，现在战士们已全部进入坑道。”接着他镇静地说，“按照整个作战计划，趁敌人站脚未稳，我们正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从表面阵地上把敌人扫掉。”

　　“应该这样，先给它个脸色看看！”我同意了他的部署。

　　过了不久，我们的炮火就轰隆轰隆地响起来了，无数颗炮弹准确地倾泻到敌人头上。战士们勇猛地从坑道里冲出来，把刚刚攻上山顶的敌人赶下山去。

　　上甘岭战斗就是以这样的序幕揭开了。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有时敌人占了山顶的表面阵地，我们退守坑道；有时我们的部队冲出坑道，把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肃清。阵地上的情况往往一天之内多次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人始终没有离开上甘岭。

　　上甘岭战斗从敌人第一次发起进攻到我们最后一次把敌人驱逐下山，总共经历了43天，敌酋范佛里特在这两个加起来也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先后投入了美军第七师，李承晚的伪二师、伪九师，美军空降第一八七团及配属伪二师的三七团两个营，仆从军阿比西尼亚营和哥伦比亚营等总共6万多兵员；出动了3000多架次飞机，投掷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共5000余枚；使用了105公厘口径以上的大炮300多门（各种不够105口径的中、小型火炮不计算在内），发射了290多万发炮弹；出动坦克118辆；先后向我军发动900多次冲击；有时为了冲击一个小小的山包，敌人往往使用3个营到5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甚至一天达30多次。当战斗结束时，山顶上的岩石已被炸成一尺多厚的粉末和碎渣，山峰被削低了两米。

　　我军战士以他们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可战胜的顽强精神迎接了敌人凶狠的进攻。

　　战士们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祖国人民所已经熟知的黄继光、孙占元、牛保才、朱有光、王万成等英雄的名字，不过是在上甘岭战斗中涌现的上万名英雄模范人物中的代表罢了。作为曾经参加这个战斗的指挥员，我为自己有这么多英雄的战友而感到光荣，我为我们祖国有这么多的英雄子弟而感到骄傲。

　　敌人在这次穷凶极恶的进攻中得到了些什么呢？他们除了付出了25000个士兵的伤亡之外，我没看见他们在上甘岭上得到任何一寸土地。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

　　拉掉最后一颗雷

　　张财书

　　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成吨的红热的钢块，朝对岸一个劲地猛砸。那叫人兴奋的轰隆声，像是多少面大鼓一齐擂，敌人的机枪射击声跟它一比，简直小得像蚊子哼哼似的。

　　我们每个人扛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扫雷杆，顺着交通沟猛往前跑。突击队的同志们早就憋不住劲了，看见我们来了就嚷：“快躲开道，开路先锋来了！”大家伙纷纷给我们让路。有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拍打着我的肩膀说：“老伙计，扫得干干净净的，江那边我们全包啦！”

　　我们顾不得回答他，一口气跑下山坡。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密密麻麻地迎头朝我们扑来，我几乎是从红绿曳光弹的缝里，穿过七八十米的开阔地，跑到洼地上伏下身来。

　　我定下神，探出头向前望去：沙滩上一片白雪茫茫，没有一个脚印，这就是敌人的敷雷区了。现在，我们扫雷组伏在这里，趁着我们炮火急袭的时候，在短短的20分钟内把地雷全部拉响，给冲击部队扫清道路，保证他们突然冲过江去歼灭敌人。这是上级经过周密的考虑做出的战斗方案。我们扫雷组的同志当然都懂得这个任务很艰巨、很危险，但是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少数人冒这个危险是很必要、很值得的。

　　仔细观察完敷雷区后，我对着赵振海和金玉山的耳朵喊着说：“我先上去，要是我挂花了，你们继续完成任务！”我知道他俩准要跟我争，紧接着改变了语气说：“听命令，好好隐蔽！”说完，我拖着扫雷杆朝前爬去。

　　敌人可能是发觉我们了，轻重机枪子弹密集地落在身前身后。我按预先观察好的目标，爬到一个小凹坑前面，把扫雷杆伸出去，对准那根连系地雷的钢丝，猛一扭，前边立刻闪起几团火光，一群地雷爆炸了。登时，沙石滚滚，气浪把我掀起老高，硝烟火药气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紧闭住眼和嘴，屏住气，等烟雾稍散时拿起杆子一看：糟糕！扫雷杆子炸成两截。赶快趁着爆炸的余烟站起来飞快地跑回洼地。

　　赵振海正在那里抱着金玉山——他已经中了敌机枪弹牺牲了。我来不及说什么，抄起一根扫雷杆就往回跑，到第二个雷群地点，随着杆子前头的铁钩触动，一串一串的地雷又跟着狂吼起来。没想到第二根杆子又被炸断了。真叫我又气又急，刚要转身再返回洼地，却见赵振海上来了。他把最后一根扫雷杆递过来。

　　“轰轰轰轰”连着触响了两串地雷，这次爆炸得这么近，几乎就在身旁，黄黑色的烟雾遮住了天。我觉得像陷进地下，一会儿又像腾在空中，被暴怒的火药掀起的黑土块，像倒塌了的墙一般朝我身上压下来。我拼命地挣扎着，但右手和左腿已经使不上劲了，脑袋胀得无边地大，嗓子眼里冒火。我知道我负伤了。但我还记着扫雷杆，伸出左手摸寻着它，等拿到手里一看，身上登时冒出了冷汗，跟上两次一样，只剩下不到一尺长的木棍了。我一急，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掀掉了身上的土块向前爬了几步，大声喊：“赵振海！”没有人回答。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去找他。在离我不远的一堆黑土下面，赵振海同志只露了一个头，伏在那里一动不动。

　　现在三个人的任务就靠我一个人来完成了。

　　我们的炮更加猛烈地射向敌阵，听声音这是最后一次的火力急袭。在炮火的闪光下，我看见靠近江边的最后一串地雷群，像蜘蛛网似的用钢丝连着，恶狼眼睛一样隐隐闪亮。只要拉响这一群地雷，通过江边的冲锋道路就完全打开了。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武器了，空着手临阵的滋味，真说不出是怎样的，又急又躁，心跳，手也抖。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和两排红色曳光弹交叉飞上天空。我们的重机枪一齐咆哮起来，同志们在枪弹纷飞中开始冲锋了。而我还没有完成任务。那一根可恶的闪光的钢丝，就是它，不但把我拴在这里，一会儿，它还要夺去我多少战友的生命。部队停在江边，过不去江，整个突破“三八线”的战斗胜利要受影响，我这共产党员怎么当的……

　　“冲啊……”喊声越来越近，好像一股气浪把我从地上推起来，“拉掉它！”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火花似的一闪，我猛向前滚了几滚，用全身力量扑到那钢丝跟前，好似扼住敌人喉管那样狠劲抓住它，猛地一拽，“轰！轰！”我立刻腾云驾雾般地飘到了半空中。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同志们告诉我：部队早已安全地突过江去了。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6团4连3班班长，一等功臣）

　　一个苹果

　　张计法

　　“连长，给！一个苹果。”

　　这是五连支援我们战斗的一个火线运输员，年龄顶多不过20岁，身体矮瘦矮瘦的，刚刚跨进防炮洞，一卸完身上背着的弹药，就递给了我一个苹果。

　　防炮洞只有三米长，两米宽。黄昏时分借着洞口闪进的亮光，我看到这个年轻的运输员，满身尘土，下身的单裤经过一路在敌炮火下爬行、打滚，已经撕了好几条口子了，脚脖上也划破了好几处，浸着血迹。我注视着他那满脸汗水的瘦长的脸孔，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似的问：

　　“哪里来的苹果呀？”

　　“我在半路上拾的。连长，你的嗓子哑了，吃了润润喉咙吧！”

　　这是事实：自从24日我连出击开始，除前天晚上营长给了我一块二寸长的萝卜外，7天以来，我们没喝过一口水。我的喉咙早就干得冒火，烟熏火燎般的难受。不用说，战士们更干渴得厉害。

　　“你们运输辛苦，还是你吃了它吧。”我对运输员同志说。我想到他这些天来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也够苦了。

　　“不，我在路上可以喝凉水。”他对我羞怯地笑着，推让着，固执地说什么也不肯吃。

　　谁都知道，通往后方的三里路内是找不到一滴水的，这个运输员因为爱护我们而撒了谎。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这个显见是用心擦得很干净的苹果：它青里透红，发出诱人的香味。这会儿，不用说一个，就是一二十个，我一个人也能吃完。

　　“给谁吃呢？”我拿在手中颠来倒去地想。这时，步话机员李新民正在我的身旁，向上级报告战斗情况。他沙哑的声音，使我突然注意到：这个平时爱说爱唱的步话机员，这些天来，在日日夜夜的战斗中，一直就没很好地休息过，他的嗓子已经全哑了，嘴唇干得裂开好几道血口子，血痂还凝在嘴唇上，满脸的灰尘，深陷在黑色眼眶里的两只眼睛，像害热病似的布满了血丝，红得可怕。

　　“李新民，你们几个人分着吃了这个苹果，润润喉咙，好继续工作。” 我把苹果给了他。

　　李新民出神地看着我。他知道我的脾气：话出口就不收回。他回头看了看另外几个人，又看了看睡在洞子里面的伤员蓝发保，把苹果接了过去，却并不吃，转手给了蓝发保。

　　从来没离开过我的通信员蓝发保，在一次执行通信任务中被炮弹打断了右腿，现在睡在那里，很少听到他的呻吟。他的脸黑黄黑黄的，嘴唇干得发紫。他拿起苹果正准备吃，突然向周围望了望，又闭住嘴，把苹果放下了。原来他才发现一共只有一个苹果。

　　“连长，你几天没喝水了，你吃吧，吃了好指挥咱们打仗。”不管别人怎样劝说，蓝发保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把苹果递给了我。

　　于是，我又只好把苹果递给了司号员，司号员立刻转手递给了身旁的卫生员。卫生员又把它交给了自己日夜照顾着的伤员蓝发保。最后，苹果转了个圈儿，还是原样落到我的手中。

　　再传下去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越在最艰苦的时候，战士们就越特别关心自己的首长。我不吃，他们决不肯吃。于是，我决定由我们8个人共同来分吃这个来之不易的苹果。

　　吃苹果也要做一番动员。我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能够夺回阵地，赶走了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吃掉这个苹果吗？”

　　看看谁也不吭气，我紧接着再逼近一步：“来，一人分吃一口，谁不吃谁就是对胜利不关心！”说罢，我先咬了一口，就转给李新民。李新民放到嘴边，只轻轻咬了一小口，就交给身旁的胡景才。然后一个挨一个地传下去。这回是转了一圈，苹果还剩大半个。

　　“是谁没有吃？”我问。

　　仍然没有人吭声。

　　我真有点不满意了，刚想说几句责备的话，命令大家认真地把苹果分吃了，可是，我忽然觉得周围的空气格外沉静。在昏暗中，我看见一向表现乐观的步话机员李新民，面颊上闪动着晶莹的泪珠；借着洞外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我看见每个同志都在用手擦着眼睛。一种强大的感情立刻向我冲来，一瞬间，我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喉咙似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我被这种发自阶级友爱的战友间的关怀深深激动着，迸出了幸福的、骄傲的泪花。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一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