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货车行路难：不能过的杆、不好办的证……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题：不能过的杆、不好办的证、不让走的路……实地暗访货车行路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舒静、魏玉坤

　　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线索，国办督查室日前就货车行路难问题开展实地暗访。

　　记者跟随督查组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对部分路段货车通行一“限”了之，令不少企业和货车司机苦不堪言。

　　不能过的杆：造价动辄数十万元，到底拦住了谁？

　　督查组驱车在石家庄、安阳、淄博等地行驶，宛如进入各式限高杆的“陈列馆”。

　　经随机走访，督查组发现石家庄市仅三环内道路就建有限高设施222处，藁城区在县、乡、村道上设有限高杆82处。有的村庄在每个路口上都设有两米多高的限高杆，有的在一条道路上就安有6个限高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规定，各种机动车行驶城市道路最小净高为4.5米。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高速、一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5米，三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4.5米。

　　而督查组走访发现，各地限高杆标准混乱、高度不一。如在石家庄，固定限高仅为2.8米的就有103处；升降限高为2.8米至5米的有113处。从龙门架、智能升降到“高低杆”“超长杆”“阴阳杆”……样式也不一而足。

　　经抽查合同发现，很多限高杆造价不菲。石家庄市三环路上设有61套限高设施，总造价达3457.6万元，仅兴华路与藁梅路路口的一个限高杆花费就达52万元。

　　密、杂、贵的限高杆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率。

　　淄博市恒台县在308国道上违规设有3处限高杆，按绕行路线，货车需多跑14.7至19.1公里。在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物流企业门前路口处都立有限高杆，“眼瞅在跟前，还要绕半天”，每日运送货物的司机不得不绕行。

　　据石家庄某物流园区运输经理介绍，公司在2018年购置25辆新能源车，但因车身高度超过限高杆高度，绕路又耽误时效，一直无法投入使用，大多数车的里程数仅为200至400公里。

　　此外，一些限高杆还带来安全隐患。

　　督查组看到，在石家庄市城区一处路段，一辆公交车靠近2.8米的限高杆后，沿着划好的公交车道，让车顶最高处严丝合缝地经过限高杆的凹槽处，才得以顺利通过。

　　在淄博市高青县北外环路段，一处违规设立的限高杆被货车撞坏后形成没人管的“高低杆”，逼得大货车不得不借道逆行，其中不乏危化品运输车。10分钟内，就有4辆大货车逆行驶过。

　　不好办的证：“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

　　“办证是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货车司机秦师傅提起办通行证，很是感慨。“去交警队办理，他们说没听到指示，你再等等，可我们等不起啊。”

　　督查组暗访发现，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市县迫于环保压力，实行限行和货车通行证管理，但办证流程长、环节多、数量少。

　　经暗访了解，石家庄市黄牌货车通行证办理不仅需要有关单位提交一系列材料，还要辗转往返多个部门审批。督查组随机抽查安阳市区柴油货车通行证办理审批表发现，审批所用时间从几天、一周到20天不等。

　　对此很多司机表示，通行证申办流程不透明，办起来很麻烦，往往办下来就已过了一周或更久，用不了三两趟就过期了，且每到一地都要重新申请，很多人认为“不划算”。

　　督查组随后调阅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数据，按不完全统计，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16日该市禁行区域行驶的黄牌货车平均每月16625辆，而未持有通行证行驶的平均每月13042辆，占总数的78.4%。

　　限行规定和证件难办让很多司机不得不硬着头皮闯禁行、吃罚单。有司机一提到罚单就激动：“我的12分只剩3分了，你说我的分都去哪了？”

　　督查组调取数据发现，仅2020年5月1日至9月16日，石家庄市未办理通行证行驶的黄牌货车就被随机处罚27350次，罚款273.5万元，扣除82050分。

　　很多司机表示，他们无奈之下只能靠“黄牛”带路进城。“赶紧往前走，快点！”“左转左转”……督查组随货车体验带路过程，发现当地“黄牛”按每车150元收费。石家庄某运输公司负责人提供的一份手机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以来公司用于“黄牛”带路的费用达32100元。

　　不让走的路：违规设卡随意执法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通过封堵非收费公路或在非收费公路上设卡收费等方式，强迫车辆通行收费公路。

　　督查组调查发现，聊城市违规在省道706设置4处限行卡点，每个检查点分别标有“前方货车禁行 违者监控抓拍”“大气污染防治检查站”等蓝色提示牌。由于该检查点对8吨以上重型柴油车禁行，部分货车被迫绕行穿城高速，缴纳高速公路通行费。

　　不仅如此，督查组还注意到，检查点的工作人员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外雇的保安，他们仅凭目测来判断货车是否为“8吨以上”，还扣押了几十辆货车司机的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在河南等地，也存在类似随意执法和强迫绕行的问题。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南路段，高速口周边三个可通行的路口被一个限高杆和两个检查卡口所拦，几名由交警部门聘请的非执法人员在卡口处值守和拦截车辆，阻断国省干道。

　　督查组还调查了解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在国道515汤阴界至瓦店高速段道路维修结束、已恢复正常通行4天后，又因“环保管控”需要，对国道进行二次封堵，造成车辆滞留、绕行。

　　整改：“限”字不是灵丹妙药

　　2019年7月，交通运输部根据国办督查室的督办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清理活动，明确要求各地按照国家有关公路建设规范标准摸查整改；2020年又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台账，实行清单管理。

　　然而，督查组此次调查发现，河北、山东、河南等部分市县对于专项清理工作敷衍了事，对限高杆设置情况摸不清底数、搞不清政策、理不清责任。

　　聊城市在专项清理行动中，仅茌平区等3个区县排查报告了限宽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86处，莘县等5个县区以电话形式进行所谓“零报告”。经再次排查整治，聊城市共有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703处，莘县等5个县区漏报瞒报359处。安阳市汤阴县在专项清理行动中，未将2019年以环保名义设立的21个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纳入清理范围，2020年1月以防疫名义设立的4个检查点也延用至今。

　　面对督查组检查，一些地方甚至通过连夜拆除或伪造会议纪要的方式，试图蒙混过关。督查组认为，这折射出个别地方任意决策、肆意用权、任性执法等问题。

　　除此之外，多地解释称，制定各种限高、限行、限证举措，一是缘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大压力，二是出于保护城乡道路需求。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限行实际上解决不了环保污染问题，车该进还是得进，现在只能绕路，排放量增加，反而带来更多负担。“一限了之”的举措反映出，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能力。

　　对此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建议，对限高杆等相关设施的设置程序要合法合规；应当完善管理制度和提高技术标准，未来应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合理安排出行和物流运输；同时各地政府应以改善营商环境为己任，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督查组实地督促，石家庄、聊城、淄博、安阳市已对辖区内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重新开展摸底排查和清理规范，拆除违规违法设置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