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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并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对今天研究中共党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的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那么,如何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呢?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党的历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将党的历史置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对党的整个历史进行系统地、客观地、全面地研究。
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
首先,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将问题还原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毛泽东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学会把微小的历史细节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把握。
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演进,搞清楚历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提出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不仅厘清了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而且搞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构建起中共党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走进历史,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结合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客观公允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而是“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可见,只有走进历史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正确了解和把握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
研究中共党史还要有贯通视角,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追溯历史的所以然,不局限于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而要以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础不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他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只有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把握历史的全貌,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而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正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都是他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的剖析以及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特点的阐述,为他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就要放宽视野,把党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中加以考察,在历史比较中理解中共党史、解读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
研究中共党史要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
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既要考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体现国际视野,又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体现中国情怀。研究中共党史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有利于科学全面地认识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党情。
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并自觉地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研究中共党史。他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特别注意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结论。此外,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也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论断本身就要求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
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中国情怀。如何体现中国情怀呢?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以及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外国模式的做法,进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