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破”与“立”

　　 时值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如何能够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依旧盛行等现实国际环境和不利条件下，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在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构建起更有韧性和更加安全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成为当下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由我国着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世界银行曾有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前景势必将像其他三大湾区一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导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有17个区域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的25个，这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2，仅次于排名首位的东京-横滨创新集群。由此可见，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梯次联动的区域创新布局，区域创新集群活力迸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可期可盼，无论在密度、力度、广度和优先级等方面都是空前和首屈一指的，更有望全面超越长三角、京津冀，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市场化水平最高、创新研发能力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重要战略发展区域，但巨大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潜力的背后，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诸多方面挑战也是空前的。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一国两制”下的城市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同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建立世界级城市群的粤港澳大湾区，其社会制度、人文差异、交通运输、协调管治、实施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跨区域治理也成为了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确立三地“抱成团，一起做”的治理新思维，令“最难的事情”成为最大的优势，是粤港澳三地需要重点考虑的。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还需要注意区域一体化的真正内涵概念，要理解其实质。常有人说，“一体”就是“一起”。话是没错，但这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强调的并不是单一的融合区域性资源，而是要体现在战略合作、协同发展的相互转化和促进上，从区域协同的激荡中寻找“全球定位”，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这就需要国家层面在各区域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对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进行更为细致的错位竞争考虑。在这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给予必要补充。

　　 从过去的大战略、大发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建设，还是省市层面的川渝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西咸新区等建设，尽管发展成效显著，但比照我们的规划目标依旧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主要原因就是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分化、无序开发痼疾依然存在，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依然没有被打破，地区间恶性竞争、产业结构同质化、地区分割依然很严重，越来越多的跨区域管治问题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同治理，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发展理念之一，又将成为我国未来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新时期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市场为主导，打破行政区域规划限制，树立一体化发展意识，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协同推进，形成动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体制机制，使落后地区补齐发展短板、发达地区克服瓶颈制约，关键领域“填平补齐”。（深圳市人民调解员培训基地特聘专家、国际关系博士、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张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