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受害者网络维权难，是“诬告者”的错吗

　　一般情况下，当你在网上被人欺骗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心情？烦躁或是愤怒，大概都有可能。没有人喜欢被骗，如果有人成功唬住了你，并因此导致你在事后被事实真相“狠狠打脸”，你多半还是不会轻易接受，而是会顺理成章地迁怒于欺骗了你的人。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最近，一则在网上至少骗过了数十万人的谎言，便让许多被骗的人——包括我在内——心情瞬间复杂了起来。

　　与这个谎言造成的影响相比，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倒是并不复杂。在这场被网民称作“梁颖、罗冠军事件”的迷局中，梁颖和罗冠军这对曾经的恋人，分别是“性侵指控者”与“强奸嫌疑人”。最早，当梁颖带着她对罗冠军的指控走向前台，试图以网络维权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时，不少人都相信了她。由于相关纠纷在一段时间里并未取得实际进展，事件在网上不断发酵，这也使得公众对罗冠军的怒火越烧越旺，让他付出了不小的社会代价。

　　然而，9月上旬，这场延烧许久的性侵“公案”却突然急转直下，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狠狠打了所有支持梁颖维权者的脸。9月4日，罗冠军高调发布“自白”，全面否认了梁颖的指控，并表示自己已经因为对方的诬告“社会性死亡”；9月5日，梁颖一方的代理律师也代表当事人发布了“道歉声明”，表示梁颖“因双方没有处理好分手事宜，才会在网上曝光冤枉罗冠军”。这样的结果，既令人猝不及防，也让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已经成功帮助过不少性侵受害者的“网络维权模式”。

　　事件“反转”之后，与此有关的网络舆论迅速出现了明显分化。抛开自始至终站在罗冠军一方的人不谈，仅在一贯支持性侵受害者维权的阵营内部，就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论调。

　　第一种论调，果断将此前对准罗冠军的“火力”完全转向了梁颖，认为梁颖为了个人感情纠纷，借助网络舆论发起诬告的行为，是对性侵受害者“网络维权模式”的一次重大打击，只会让那些真正需要维权的受害者处境越来越难。

　　第二种论调则认为：从以往的数据来看，相比于诬告或错告，确有其事的性侵事件，在同类维权案例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更高，因此，公众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一个梁颖的出现，就改变对性侵受害者网络维权的态度，转而站到另外一边。

　　相比之下，第三种论调在是非判断上显得有些“温吞”，却把讨论推广到了更宏观的层面之上。这种论调认为：与其讨论梁颖的做法会对性侵受害者的网络维权之路造成何种影响，不如从根子上反思：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要借助网络舆论维权，我们对此又是否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不卖关子，我就是这种“温吞”论调的认同者，而这也正是我在“被骗”之后感到“心情复杂”的原因。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待此事，我无疑遭到了梁颖的欺骗，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怒。但是，当我回过头去审视自己当初选择相信梁颖的理由，我却发现：我的相信本来就与对方指控的可信度无关，而完全是一种基于个人道德的“策略性选择”。

　　在我看来，相比于“错信”一个诬告者，让无助的女性申冤无门显然是更恶劣的后果。因此，我才甘冒犯错的风险，带着倾向性去支持那些试图在网上维权的性侵受害者。但既然是策略性选择，就意味着我的判断绝不会永远正确，“错信”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因此，我没有资格把责任全都推给“骗”了我的指控者，而只能承认：在这种网络维权的模式之下，不论对“错信”诬告者的我们，还是对蒙受污名的被诬告者而言，这都是永远无法彻底规避的代价。

　　更何况，相比于我们这些只需要赌上一点个人信誉的支持者，那些不得已走上维权道路的受害女性，又何尝不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呢？一直以来，性侵受害者在网络维权时，为了在“舆论公堂”上换得公众的信赖，维权者免不了要遭受一些质疑、侮辱、凝视与骚扰——就像古时告状“滚钉板”，他们今天在网上维权时，无异于要滚过一道长长的“赛博钉板”。

　　今天，面对梁颖的诬告，不少曾经支持她的人都愤怒地声称：梁颖这是在给未来维权者的“赛博钉板”上“钉钉子”——然而仔细想想，这道“赛博钉板”上的千百根“钉子”，又有几根是由梁颖这样的个案“钉”上的呢？网络舆论确实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主持公道，但网络舆论同时也具备所有现实社会固有的偏见。社会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对弱势者的求全责备，乃至于普通人在匿名面具背后发泄恶意的冲动，都是网络维权者不得不面对的敌意。

　　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性侵受害者而言，若不是因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网络维权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渠道。对此，相比于在梁颖和罗冠军之间这点问题上反复争吵，真正关心性侵受害者（以及可能的诬告受害者）的人还应思考：如何才能在这道鲜血淋漓的“赛博钉板”之外，为需要维权的人开辟一条更光明、更平坦的康庄大道？

　　对此，我们要寻求社会的解决方案，在现实空间为性侵受害者营造更好的社群支持；我们要寻求政策的解决方案，鼓励有关部门加强性侵防治与惩治措施；我们要寻求法治的解决方案，降低性侵案件的取证举证难度，使得受害者不用在网上唤起舆论，就能让相关案件顺利提堂……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都等待着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从而切实推动相关领域的社会进步。

　　在个案上判断是非，似乎很能体现判断者的正义。但说穿了，这种人人可作的判断终究是廉价的——为需要帮助的人化解现实困境，才是更困难也更有意义的事。如今，既然舆论已经被这起事件唤起了兴趣，我们还应珍惜可贵的讨论空间，激发社会大众对“性侵维权”本身的关注，而不是在无关痛痒的地方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