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野心之城的生与死

　　女王的野心显然不只在黑海，她想要的疆域延伸至奥斯曼帝国，甚至抵达地中海。“我非但不会像乔治那样签署十三个殖民地的割让书，我还会一枪崩了自己”——叶卡特琳娜盘算着把黑海海岸作为帝国征战的起点，以实现期待已久的废黜君士坦丁堡苏丹的目标。

　　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又向南推进了一步。宫廷里杰出的野心家们，显然知道女王想要什么。归还克里米亚？做梦！那就打一仗。作为整个战争期间不战而胜的伟大战役，围攻军事要塞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面对偷袭的敌人，目瞪口呆的奥斯曼帝国官兵缴械投降。停泊在附近海面的40艘战舰对此毫无反应，几轮象征性的交火之后，战舰撤退了。

　　黑海边古老的要塞小镇，将被改造为承载帝国梦想的耀眼“明珠”。1795年，在耽搁了3年之后，宫廷终于抽出时间，为这片从奥斯曼人手里夺来的土地命名——敖德萨。

　　1

　　女舞蹈演员在发病后不到36小时死亡。3天之后，又一位演员死亡。紧接着，第三个人发病，随后，是更多人。1812年8月，敖德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起病来”。

　　病人的症状相似，头疼，恶心呕吐，乏力眩晕，腋窝和腹股沟出现肿胀，疼痛难忍。一周不到，患者就一命呜呼。没错，鼠疫。你一定从加缪的小说里看到过相同的病症。黑海周边，霍乱和鼠疫等大规模传染病很常见。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曾经夺去了1/4欧洲人的生命。究其来源，可能是某艘货船驶离克里米亚港时，顺便捎带上了细菌和病毒。而不断征战的士兵，也会在不经意间将疾病带回故土。至于港口城市，更是容易被来自各地的瘟疫所侵袭。

　　城市的防疫系统，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给敖德萨总督黎塞留的首份诏书中，有一项具体任务：挑选合适地点修建检疫场所。此时的敖德萨，已经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其对外开放程度，超过帝国的任何城市，遭受瘟疫的风险也骤增。检疫体系包括：对所有货物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消毒；乘客需要在隔离观察点观察14天。不过，受到感染却未出现症状的乘客只要贿赂海关官员，就可以逃避监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城市。

　　鼠疫就这样开始流行。黎塞留作出一个大胆决定：不仅是关闭城里的公共场所，而且封闭城市的边界地区，并在所有毗邻地区进行检疫。市民被强制留在家里，由警察和官员运送食品；任何人只要出现生病迹象，就会被带到单独区域隔离。原谅我唠叨这些，因为它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疫情如此相似。

　　两个多月后，“禁足令”解除。在严厉管理措施下，瘟疫被驱除，以10%的人口死亡为代价。

　　2

　　直到26岁，莱斯都没有遇到可心的伴侣，或者说，满足母亲苛刻条件的结婚对象。她出身豪门，是敖德萨创建者波将金将军的侄孙女，举止优雅，“与其说漂亮，不如说长相端庄”。等待相当折磨人，好在年近40的少将沃龙佐夫适时出现。

　　同法国的战争刚刚结束，征战南北的将军终于可以享受一段闲暇时光。在巴黎的盛大聚会上，他与莱斯一见钟情，并且赢得了伯爵夫人的喜欢——年龄够大，事业有成，有传奇经历，“长长的家谱里全是中落而有钱的俄国人和英国亲戚”，一场完美的婚姻水到渠成。

　　在对未来事业进行各种谋划之后，少将终于接到任命状，担任新俄罗斯总督。一家人起程前往黑海之滨。此时，黑海沿岸地区虽然今非昔比，却依然是要被驯服的边疆，自由分子的“流放地”——20岁不到就小有名气的诗人和政治宣传家普希金，于1820年收到“滚出首都”的命令。

　　在南方平原晃荡了3年，普希金冒着酷热抵达省城敖德萨，开始对名媛们的追求。他绝不回避自己的情事，喜欢与朋友闲聊各种细节。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普希金偶遇莱斯，一如多年前的总督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

　　激情澎湃出口成章的诗人，显然比持重刻板的总督更有吸引力，况且，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妻子10岁的情人。本来是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情事，却因普希金的毫不避忌大张旗鼓而成为丑闻。诗人在他的大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的空白处，用伯爵夫人名字的首字母标注他们的约会，创作广为传播的色情诗，并且用短诗讽刺自己的上司总督大人——普希金之所以能来敖德萨，是因为他要在总督手下做事。

　　诗人的工作能力可想而知，更何况是去乡下数蝗虫虫卵这样艰难的任务。普希金递交了辞职申请，沙皇爽快地答应总督将诗人调离。9个月之后，莱斯生下女儿，敖德萨流言四起。诗人没有发声，他把一切以不朽的方式留在诗歌、小说、故事中，并因此成为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缔造者。

　　3

　　“巴别尔修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方。”《红色骑兵军》让他备受瞩目。

　　出生于敖德萨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大多数教育机构的“反犹配额制”将巴别尔阻拦在大学门外，从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开始尝试写作，并且得到高尔基的资助。十月革命之后，他成为随军记者，负责报道与反对派作战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士们的生活。不过，事情似乎朝着偏离轨道的“错误”方向发展，在1926年首次出版的《红色骑兵军》中，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巴别尔描述了战争中哥萨克骑兵的失控行径——烧毁村庄，驱逐农民，砸毁教堂。

　　另一部作品《敖德萨故事》，是消失在历史中的敖德萨的朦胧回忆录。巴别尔成功地塑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当人们想到敖德萨时，脑海里浮现出的往往是那些虚构的人物——他们随时准备进入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这座城市的现实建设者”，因为他明白，“自己笔下的角色寿命有限。他描述的既是一个曾经存在的接受帝国统治的敖德萨，也是一座苏维埃治下的城市，处于变化之中。”

　　这些，都是查尔斯·金《敖德萨的历史》里的故事。不是枯燥单调的历史纪事，让人食之无味，而是充满情节、八卦、轶事，像一只熟透的桃子，咬一口汁水四溢。

　　每个城市都有它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管是《敖德萨的历史》，还是班维尔的《布拉格》，简·莫里斯的《昨日帝国》，或者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都让城市的历史变得可以触摸，让我们在鲜活丰盈里感受它的血肉和情感，以及悲怆。

　　1926年，根据苏联的人口普查数据，犹太人占敖德萨人口总数的36%。经历战争、驱逐、屠杀，1989年，新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比例下降至4%。

　　1991年，乌克兰独立，敖德萨成为这个新兴国家最重要的客运港口。叶卡特琳娜的雕像被重新竖起，“她”的左手不仅指向港口，而且也指向北方的俄罗斯。可以看到的改变还有：市政府拆除了149座公共纪念碑，采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旧名或者另起他名，重新命名了179条街道。

　　旅行手册中，反反复复出现一句话：我是敖德萨人。

　　冯雪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