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相遇

　　7月20日，听说电影院终于可以复工，我欣喜若狂，赶忙给同为电影爱好者的朋友发去了一条微信，传播这个得来不易的好消息。

　　在为此感到兴奋的人群中，我显得并不孤单。有人迫不及待地在微博上昭告天下，要在影院复工后，第一时间来上一场大银幕观影的“马拉松”；也有人每隔一会儿，就要刷新一次手中的票务App，看哪家影院会率先放出自己心仪影片的客票。

　　这种雀跃的心情，与其说是对观影的渴望，不如说是对“走进电影院”的那个瞬间的期待。曾几何时，走进电影院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但如今，这却变成了一个极富象征性与仪式感的场面——折射着我们因疫情而陷入沉寂的公共生活。

　　每个人都需要公共生活，然而，就像我们从来不会去赞美空气的可贵，在公共生活并不稀缺的日子里，许多人都未必能明确地感知到这件事。当我们面对大银幕，我们不仅是在观影，同时也是在和其他观众一同紧追文化与审美的前沿。

　　疫情的出现，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削弱了个体与群体的联结。大门深锁的电影院，就像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院重开大门，不仅是影视行业渴盼已久的甘霖，也是公共空间停止退却，以昂扬的姿态重新走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志。

　　没有谁敢说自己对疫情重临没有恐惧，但是，在与疫情作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逐渐控制了充满风险的局势，同时也唤醒了心中对公共生活的向往。

　　当我们谈论复工复产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仅是有多少工厂开工，启动了多少条流水线，同时也是我们的生活何时能恢复正常。所谓的“恢复正常”，不只是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与公共空间的复苏。从这个角度上看，相比于电影院重开之后能吸引多少票房收入，让“走进公共场所观影”这个行动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议题。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不知道，这场疫情将要持续到何时才会结束。或许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即便疫情终将完结，人们的生活也再无可能“回到过去”。

　　在“后疫情时代”里，公共生活与人际社交必然会与我们熟悉的过去有所不同，对距离的警惕会持久地影响所有公共活动，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将成为远比过去奢侈的存在。但是，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人的本性却不会轻易改变。我们依然需要通过与他人交流而定位自我的价值，依然需要通过对集体的感知获取内心的安宁。

　　为了生命健康的安全，我们会在公共生活上作出妥协与让步，但公共生活绝不会就此缺席于我们的生活。一天天、一点点走高的影院票房，显示的是公共生活复苏的一角。与此同时，公园里广场舞的鼓点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在重新响起。这一切和过去一样吗？自然不一样。大爷大妈们的队形显得稀疏了不少，孩子们也用口罩遮住了笑脸。但相比于这些变了的东西，我更愿意去看到其中没有改变的那一部分——人们依然需要走出自己的世界。

　　就连命途多舛的影院行业，如今都已重新开工，意味着对疫情反攻的号角已经全方位地吹响。只要我们不放弃对公共生活的追求，坚守对“联结的世界”的向往，人与人、个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羁绊便不会消亡。作为电影爱好者，我期待着能走进影院，重新看到各种大片同台竞艳；而作为社会的一员，我则坚信：所有在公共空间的退却中失散的人，终将在有光的地方重聚。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