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

7月18日傍晚，江西九江，三位江新洲农民在种南瓜。

7月9日，湖北黄梅，洪水退去之后，大河镇受灾店铺正在清理被损坏的货物。

7月11日，江西九江，前往江新洲抗洪的武警官兵在深夜完成任务后返回驻地，看上去有些疲惫。

7月13日，江西九江，周文斌把物品从一楼搬走后，烧掉废弃的杂物。

7月13日，江西九江，一位乘渡船撤离江新洲的岛民准备去儿子家暂住。

7月16日，江西九江，前往江新洲的渡口一座寺庙被淹。

7月17日，江西九江，江洲镇返乡抗洪村民程金保和他的老乡。

7月22日，江西九江，江新洲岛内仍有积水，积水深处玉米已涝死，积水浅处，玉米还活着。

7月22日，江西九江，两位江洲镇村民正在巡堤。

　　三个江新洲的农民在地里种南瓜，其实是在打赌——赌江新洲不会重蹈1998年的覆辙，赌洪水不会再次夺走他们祖辈开垦的土地。担心洪水涌入岛内的农民，提前掰掉地里尚未成熟的玉米，摘掉藤子上还没长大的冬瓜。

　　江西省九江市江新洲是长江中游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1998年洪水曾淹没此地4.2万人的家园。

　　今年7月，长江奔流至此已成悬江，水位最高时达22.81米，是1998年之后的最高水位，超警戒水位3.31米。水面比岛内的低洼地至少高出两层楼。

　　如今，洪水尚未完全退去。如果等警戒解除、洪水消失的时候，这里的农民会错过最佳的种植时令。如果播种后大堤决口，他们播下的南瓜籽，很可能在发芽之前就付诸东流。

　　2020年8月4日，在近90天的全球降水量分布图上，中国南方地区仍覆盖着一块极其显眼的紫红色。相比于2020年同样受洪涝影响严重的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地，中国受灾面积最为广阔，大部分位于长江流域。

　　这些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农民，已有人面临绝收。但还是有人在洪灾的阴影中播下种子。

　　入汛

　　迄今，中国入汛4个多月。紫红色区域已摆脱强降雨，但洪灾的阴影尚未消散。

　　6月11日，中国已有148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线（简称“超警”）的洪水，中国全面入汛。但那时，一些与洪水有关的事并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位家住长江边的朋友说，他到7月才意识到，洪水来了。

　　洪水到来之前，没人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降临。滞蓄洪区的人赌洪水不会逼开行洪的闸口，单退圩堤内已插秧的农民赌老天爷不会刻意刁难。山脚下的村庄想不到泥石流、滑坡会突然而至，水库旁的人们不会预料到溃坝的发生。千百年来的规律告诉人们，梅雨是会来的，汛期也是会来的。但洪灾何时来到，是一个未知数。

　　6月，江西宁都一水电站溃坝造成2人死亡。7月，在距龙归山30余公里远的一个村庄，水电站的一名50多岁的发电工说，汛期来临之后，水电站24小时运转没停过。出事的那天早晨，他冒雨去水库查看情况时，水库已经快要蓄满，发电机仍在工作。

　　汛期是水电站蓄水发电的大好时机，也是水利部门最担惊受怕“水库失事”的一段儿时间。按照当地的说法，今年汛前，宁都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的度汛方案要求“该电站空库运行，不能蓄水发电，同时加强工程巡查管理”。但事情并未按照“度汛方案”的原计划进行。

　　发电工的工资与发电量挂钩，发电越多，工资越高。正常情况下，这个发电站，每年可以发电大约400万度，1度电可以卖0.3元。直到6月5日下午，水库崩坝，发电机熄火。

　　附近的其他私营水电站在汛期来临之前同样未空库运行。另一家私营水电站的员工说，溃坝事故后，他所在的水电站才开始开闸放水。以前，水电站在汛期并不会放空，因为发电站担心雨季降雨一旦偏少，下半年很难再蓄足水发电。

　　龙归山的祖辈，也都曾依靠这河流与土地谋生。起初，他们在河滩开垦田地，在河岸修建房屋，用溪水喂牲口。后来，溪流被拦截蓄水发电，水库失事，洪水来了，人的“杰作”被不幸冲毁，灾难即成。这场灾祸的结局是，2人遇难，乡长与乡委书记就地免职，水电站股东与承建者共6人被依法逮捕。

　　在那场不过20分钟的洪水里遇难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在水电站下的一片河谷，依靠山泉水养石蛙。

　　龙归山不过是长江支流上的一个小村庄。长江会流经中国富裕的一些城市，也会抵达中国贫穷的一些村庄。汇水成江河，人们可以行船走舟，灌溉农田，人畜皆饮。

　　人们称其为“母亲河”，但是对生活在长江边的人来说，他们和江水的关系远不像和母亲那样简单。当长江水超过一定的水位，水就变成了洪水。

　　在鄱阳湖区，水质和低廉的地租吸引来养珍珠蚌的人。但在2020年洪水侵扰下，他们不得不以每天抢救几十只的速度，试图挽回洪水深处20万只珍珠蚌。做秀珍菇生意的人，在1998年被洪水冲毁的房屋空地上建起大棚，每到夏天就开始对洪水提心吊胆。

　　当然，生活在洪水阴影之下的远不止长江流域的人们。当7月下旬雨带北抬后，淮河流域开始有洪水出没，以至于“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不得不让洪水进入蓄滞洪区。其实淮河上游地区7月之前刚历经大旱，靠人工浇水而得以成熟的瓜，在持续的暴雨中腐烂；一些几近干涸的龙虾田，又面临被洪水淹没的窘境。

　　悬江

　　人们把抵御洪水的希望，寄托在堤坝等各种水利工程上。

　　江新洲大堤的加固工程今年洪水来临前还在进行。岛上江洲镇九号村村民赵芙蓉在跟着工程队修大堤的护坡。6月下旬，她看着长江水离岸越来越近，水位一天比一天高。前一天她还可以在护坡上一排砌10块六角砖，第二天只能砌8块，后来是5块，直到凶猛上涨的江水逼停这项工程。

　　这里靠上游10公里处九江水文站的数据来观察洪水的踪迹。7月5日，九江水文站水位超过19.5米，这是江新洲的警戒水位线。这个敏感的数字出现前几天，江新洲就召开了防汛动员大会，开始准备防汛物资。接着，各村安排防汛队为抗洪做准备，有经验的岛民临时组建起抢险队，41公里堤岸上的171座哨所里村民24小时驻守。

　　用农民的话来说，江新洲的地形“像一个盆”，四周高堤环绕，堤外是洪水，堤内是田舍。九江水文站的水位每上涨1厘米，都悬在村民头上。

　　撤离通知在水位超过警戒线3.31米之后紧急下发。那些还把蔬菜种在岛上的农民，只好把原本可以长到30斤的冬瓜在15斤的时候就摘掉。

　　两位老人怕洪水来了把自己养的鸡淹死，抬着鸡笼登上了渡船去九江市；另外两位老人则把自家50余只鸡的双腿系上绳子，和家具一起安置在二楼，以免飞走。一个小女孩儿坐在三轮车里被爷爷、奶奶推着去坐渡船，他们带着青椒、豇豆、干豆角准备去市区的亲人家避险。

　　紧急撤离出现了新的生意，比如帮老人家拆掉一楼的空调搬去二楼，就可以赚到200元；因搬家而扔出大量废纸箱，有人捡了两三个小时就卖了200多元。

　　密密麻麻的蚯蚓从洪水中的堤岸里逃出来，爬过人们抢筑的沙袋，在堤面上留下痕迹。太阳出来，还没钻进土里的蚯蚓就被晒死了。洪水来时，蛇也多了，晚上巡堤的人总能遇到。

　　岛上有农户家的三只羊，被淹死了。近年来小岛上用于发展旅游业的油菜花与芍药园，也都被淹，就连小岛上供奉海神“妈祖”的天后宫也难逃一劫。

　　有人对洪水不甚在意，两个住在地势较高处的老人说，他们不愿意撤离。“1998年那会儿都没事儿，堤破了洪水淹过来也要二三十个小时，到时候再撤也来得及。”

　　超警的水位让另一些小岛居民惶惶不安。

　　52岁的农民周文斌在江新洲以300元/亩的价格承包了600亩田地，现如今地里种着黄豆、水稻、玉米。

　　往年这个时候，他本该在地里给黄豆打药，可如今，洪水来了，他无事可做，只是坐在家门口打苍蝇，或者跟年过古稀的叔伯聊天，频繁地看手机上九江水文站的水位。烟头扔了一地。

　　他家将近一半的农作物被内涝积水淹没，另一半未淹的庄稼地因为积水拦路无法进入。他还在纠结，是否要给尚未完全淹没的庄稼打药。打药的机器根本下不到地里，而用无人机打药的成本又太高。好在他早上涉水去查看时，黄豆叶子上暂未出现虫屎或有被虫啃食的迹象。

　　往年在秋天才来收黄豆的河南商贩，提前打他电话询问受灾情况，想看看今年黄豆收成如何，好判断到时候要不要来江新洲。而周文斌几乎每天都去地里看一眼，一天比一天确信，自家地里尚在花期的黄豆要绝收了。

　　内涝半月，岛风里已有物体腐烂发臭的味道。一些黄豆苗、玉米秆、花生秧都烂在了地里。

　　往年他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庄稼被淹两三天没什么大事儿，江新洲上有23座机械排涝站，很快就能把积水排到长江里。但7月以来，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三百亩庄稼在水里泡着，却无能为力。

　　“长江（洪水）水位太高了。”周文斌说，“排涝站的泵停了，积水出不去。”自6年前在这里种地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类似惨境。今年遇大涝，他估计要损失十几万元。

　　7月18日傍晚，周文斌跟村中老人闲谈时，一位带着铁锹的男人从他家门口路过，告诉他“园林洲（堤段）在渗漏，田里进水了”。水位已超警13天，他当即决定骑车去堤上看看，因为渗漏是一种危险信号。

　　“就是怕他这个高水位持续时间长。”一位九江市柴桑区水利局的干部站在大堤上表情严肃，“洪水要是找一个口出来之后，咔咔咔全涌进来了，把（大堤）中间洗空以后形成一个空洞，空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果便是决堤，岛民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敢胡言乱语。江水不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周文斌的心就一直悬着，他与老天爷的对赌就还没分出输赢。

　　空了

　　百余年来，周文斌和他来此开荒的祖辈，与长江大大小小的洪水交过许多次手，1954年、1983年、1998年、2016年……有时候洪水很快消退，有时候两者会僵持许久。轻则冲破岛民筑起的江堤防线，重则冲毁房屋、农田，甚至带走生命。

　　岛上的老人，见证了江新洲上越修越高、越筑越牢的大堤。人们如今严防死守的北堤，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岛民们一担土一担土挑起来的，他们也因此拥有更多的土地。

　　“这个堤是人造的，洲也是人造的。”曾做过村干部的程金保站在北堤上，指着堤后长满庄稼的田说。他还记得父亲在江船上当水手时，船会从如今已是一片芦苇荡的地方驶过。那里属于曾经的长江，如今属于岛民。

　　长江水成就了江新洲，但也在1998年8月4日无情地扫荡了它成就的一切。

　　那一天的21时15分，江新洲大堤在被洪水浸泡39天后溃堤。洪水用了约30个小时淹没岛内1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庄稼绝收，4.2万人受灾，很多人瞬间变得一无所有。

　　洪水还冲毁了岛上2000多栋房屋，后来更多的房屋建在堤上，堤身挑土抬高，盖起的一楼不住人或者只是用几根柱子把楼房撑起来，避免洪水来时被泡。1998年的洪水，还淹了岛上所有的坟墓，后来程金保特意动土，将祖坟迁到附近比公墓高一米的地里。

　　1998年后，在江新洲南侧河道里一个叫官洲的小岛上，2000余人移民上岸，把那片土地还给长江，不再设防。而如今小岛江新洲正用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为大堤修建一堵33.7公里长的防渗墙，34.1公里的护坡，20.46公里的防浪墙。

　　那场洪灾催促岛民洗脚上田。在等待洪水退去的日子里，有人尝试着走出小岛，去城市做木工或泥瓦匠。

　　1998年之后一直待在岛上的周文斌，起初只是跟着表哥卖化肥。随着更多的人离开小岛，他们的化肥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种地”。

　　“江洲第一批人离开是在1998年溃堤后，之后的每年都递增。”程金保2004年离开江洲镇去九江工作时，小岛正涌起第二拨儿外出务工的热潮。在岛上，夏天连到江里游泳的人都变少了。曾经的产棉大镇，因为没人种棉花，轧花厂也倒闭了。

　　进城务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已经渐渐大于种地糊口。村子在过去的22年里渐渐“空了”。

　　不愿意出门打工的周文斌，趁机开始承包那些外出务工者的土地——一个没种过地的岛民在年过四旬的时候开始务农。他种的地慢慢从2014年四五十亩扩大到如今的600亩。妻子张品红其实并不想留在岛上，至今仍有些抱怨丈夫当初的选择：“跟同龄人相比，我显得老很多。”

　　她指着门前一排建在屋脊上的楼房说：“这一排我是最年轻的。”她今年47岁。除了过年时，往日里那些楼房大都紧闭门窗，四野空旷，夜晚除了仅有的几家亮着灯，这个村庄一片漆黑。

　　她和丈夫成为小岛上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当2020年洪水到来时，小岛的“空心化”让江新洲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拥有3.6万户籍人口的江洲镇，在家常住的只有7000余人，实际可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

　　更多的是留守老人与妇女，实际上岛上连老人都在变少。堤坝上盖起的房掩饰不住村庄的衰老，年轻人多数在九江市买了新房，人们在岛上见到更多的往往是葬礼，而非婚礼。岛上一所小学的校长眼睁睁看着岛上的学生从五六千，减少到200人左右。

　　这并非只是某一个村庄的状态。7月以来水库溃坝的龙归山、发生山体滑坡的袁山村、鄱阳湖区那些受灾村庄，都类似。

　　7月10日，江洲镇在洪水暴涨时，发出《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一位在堤上参与抗洪的岛民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那封信发出的第二天，渡口等待过江的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小轿车一度排了约4000米长。此后几日，平均每天1000余江洲儿女回岛抗洪。虽然其中很多人早已从江新洲搬离。

　　然而程金保发现，这次返乡的大部分人，多数是1998年抗洪的那一批。22年前他们的年纪与如今站在堤上的军人差不多，但22年后上堤的年轻人并不多。他担心的是，再过20年，岛上谁来守堤？

　　当今年的洪水退去之后，像他这样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将再次离开，岛上“又只有寥寥无几的老人”。

　　7月30日，九江水文站水位已经降至22米以下，岛上准备排涝。

　　洪水渐退后，因洪水撤离的群众开始重返家园，但长江流域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监利以下江段水位仍处于全线超警状态，淮河、太湖水位也呈退势。关于洪水的消息，正在变少。

　　九江水文站至今超警已逾30天，江新洲大堤上，仍有岛民提心吊胆地巡险。江新洲大堤还算安全，堤内积水开始慢慢消退。小岛上，有老人乘渡船归来，有老人把被子抱出来晾晒，有老人在屋檐下搓玉米粒儿，也有老人正在参加一场葬礼。

　　周文斌又去地里看了看，黄豆苗已露出水面，但叶子已经烂掉了。等积水全部消失的时候，想补种也过了时令，只能等到10月份种油菜和小麦。闲置的8月、9月，如果地里实在没什么事做，他们要考虑出门打工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