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岩手县大槌町，一座白色的电话亭孤零零地伫立在高地上，电话线并没有联通，却不时有人走进去，停留几分钟、几十分钟。

　　在2011年的大地震中，大槌町几乎被夷为平地，该町约1.5万居民中，2/3下落不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被取消，不过人们依旧从各地赶来，走进电话亭，向天国里的亲友诉说着无处安放的悲伤、思念和祝福——这些已渐渐被掩盖在新的生活之下。

　　2012年，当地居民曾发起过一场签名运动，要求保存被海啸冲坏的町政府建筑物，签名运动的代表向町政府提交了2850人的联名申请。但，也有对保存灾害遗迹持反对意见的人，其中一位61岁的妇女表示：“每次看到那座残破的町政府，就会想起那些难过的事。”

　　记住还是忘却，同样的争论也曾在经历了大地震的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的居民中出现。2009年，映秀镇启动重建计划之时，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给当地政府写来一封信：“废墟和灾难是需要被纪念的，但这是一个需要忘却的纪念。”安德鲁提议，每年在漩口中学废墟上覆盖一层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芳草和绿树终将掩盖土地的“伤口”。

　　漩口中学的废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每逢地震周年纪念，官方的纪念活动多在此举行。安德鲁的理念也被采纳了——震中纪念馆从一座庞大而雄壮的建筑改为下沉式设计，与周边的山体相融。

　　12年过去了，纪念馆屋顶上的植被葱葱郁郁地漫过渔子溪坪，对于安德鲁的理念，当地人有着自己的解读：试着放下，好好活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映秀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映秀人的生活也几乎都与旅游业相关。

　　不过显然，对于映秀人和外来客而言，纪念地的意义全然不同。

　　“对于幸存者及他们的家人来说，这里是他们思念、吊唁家人的墓地；对于数百万与受害者没有个人联系的人来说，这里作为博物馆警示的功能更重要；对于国家首脑来说，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地是进行公开的表白、警告、解释、提出要求的背景。”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写道：“今天，（奥斯维辛）在官方意义建构的表层下，越来越显现出回忆的多样性，甚至经常还有不可调和性。”

　　其实，对于这些被改建成纪念场所和博物馆的灾难纪念地，似乎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出于保留原真性的目的对这些地方进行的保护工作，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丧失原真性，游客与受害者很难在“这里”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

　　而有关灾难的纪念，首要是对于受害者的哀悼以及幸存者的支撑，因为这样的灾难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也正是“7·23”甬温线高铁事故、武汉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网友们广泛表达关注和哀悼的原因。如果没有纪念的意识，这些“场所”很快就会被历史扫荡一空，更谈不上警示、教育、预防的功能。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大量地生产记忆，越来越多的记忆需要被书写、保存，越来越多的日期需要被铭记。我们不再忌讳讨论灾难，但如何纪念灾难，如何调和固着在同一个地点之上的不同情感，还有待更多的讨论和实践。

　　去年年底，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参与了一个有关保存城市记忆的项目。他们找到城市标志性建筑的破损处，在用水泥进行修补时，将江南水泥厂老职工的照片封存其中。作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史上重要的标志性企业，江南水泥厂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累计收容难民约3万人，称得上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一个奇迹。

　　学生们寻访老人的故事，搜集他们的照片，用水泥封存起来做成新的砖块，这些新的砖块将被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期待有朝一日，这些故事会随着砖块的脱落被新的城市看见，毕竟，被铭记的不应该只是城市的历史，更应有平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