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安6月7日电题:消失的秦岭村
新华社记者张伯达、雷肖霄
65岁的郑文才决定再回趟秦岭村。
秦岭北麓,千沟万壑,形成了著名的“秦岭七十二峪”。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的田峪深处,渐渐消失的秦岭村和它的村民们不知与贫穷缠斗了多久。
(一)
相传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曾镇压了一批为非作歹的贵族子弟,其中薛刚便逃至秦岭村附近的九焰山一带,在此聚义群雄,占山为王。
山高皇帝远,绝妙藏身处。可对昔日的秦岭村人来说,这里似乎还“藏”着无尽的战乱、苦难与贫穷。至今村民们仍能指出哪儿是古寨和古栈道的遗迹,哪儿遭过土匪抢掠,哪儿架过机枪。
1971年,16岁的郑文才从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来到秦岭村落了脚。可海拔1300多米的秦岭村地少地薄,只能种些苞谷、土豆,难以糊口。带着空布袋,郑文才出山买粮了。
沿河道走过四十里峡,蹚过70多道小溪,经金牛坪,出田峪口,才算是出山了。在镇上买好粮食,郑文才再扛着百十来斤的粮食原路返回。
“来回一趟,光走山路也得2到3天,全靠这‘11路车’。”郑文才拍了拍双腿说。
1990年冬天,郑文才28岁的前妻突然病逝。
“山里找不到大夫,眼睁睁看着人断了气,小女儿才1岁8个月。”旧事重提,郑文才红着眼眶说道,“当年秦岭村真是太苦了。”
秦岭村有所小学。据村民回忆,20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学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秦岭村人又自发重建。
“能出力的出力,能供料的供料。”秦岭村最后一任村支书刘简娃回忆。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几个年级挤在一起上课。刘简娃说:“起初老师的工资都是挨家挨户凑出来的。”
(二)
20世纪80代中叶,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正式启动。之后,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极度贫困问题,各地不断探索易地扶贫搬迁之路。
1997年,周至县委一领导一行9人深入秦岭腹地访贫问苦并夜宿秦岭村。2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仍记得那个夜晚。
“听说能搬出去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热闹极了。”回想当晚,秦岭村村民张宝德记忆犹新。
之后,陕西省扶贫部门下发通知,提出“通过移民扶贫开发,使贫困户早日摆脱恶劣的自然环境”,并对符合搬迁要求的贫困户下拨补助资金,同时要求市、县(区)予以配套。
“1户1万元,1人2000元,我一家10口领了3万元。”扛起妻子陪嫁时带来的红漆木箱,张宝德一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秦岭村。
到2000年,秦岭村共计10户45人陆续搬离,定居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鄠邑区,汉中市城固县、西乡县,以及湖北省随州市等。
2006年2月8日,周至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撤销秦岭村。
(三)
秦岭村撤销后,郑文才搬到了鄠邑区余下镇安善坊村居住。但每年的春末夏初,他仍回到秦岭村养蜂。秦岭里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的蜂蜜醇厚甘甜,经济价值也更可观。
“我一辈子靠山吃山,割漆15年,挖药15年,后来还是靠着养蜂,日子才慢慢好起来。”郑文才说。
秦岭村附近早已渺无人烟。人必须步行到40里外的山梁上,手机才有信号。
“一个人在山里真不害怕?”
“怕啥,都惯了。”郑文才说。
2013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随后,郑文才一家因其妻子瘫痪在床而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予以发放8000元产业补贴金。
郑文才看到了希望,“看病有医保报销,养蜂的规模也渐渐从不到200箱发展到了260多箱,一年至少能赚一万多块!”他笑道。
2015年,郑文才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妻子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二是通过养蜂,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200余元,实现脱贫摘帽。
如今,帮扶干部耿波依然会对郑文才一家定期回访,巩固脱贫成果。
截至目前,秦岭村搬迁的10户中,仅剩李传书一人为兜底户。
陕西省扶贫部门数据显示,近十年,陕西已陆续易地扶贫搬迁90.87万户,共计316.09万人,全省贫困发生率由20%以上降至0.75%。
(四)
“吁——吁——”走在山路上,郑文才偶尔吆喝两声,有时也用木棍敲打几下石头,“山里动物多,提前打打招呼,它们就不会突然跑出来。”郑文才对记者说。
路边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似乎都有故事,他边走边讲,有时也停下照料沿途放置的蜂箱。这次回来,他就是来看看这些“老朋友们”的。
“山里养蜂啥都好,就是交通太不便,运费一斤5元,有些不划算。”郑文才说道。
今年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来回近40公里的山路,让郑文才脚高步低地感到有些沉重:“年龄不饶人啊!”
到今年9月,郑文才年满3岁的孙子郑明星就要在距家1公里左右的幼儿园上学了。“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这个小家伙啦。”想起孙子,郑文才脸上露出了幸福笑容。
渐渐消失的秦岭村早已成为秦岭国家植物园的一部分。下山的路上,郑文才不时回头看看,似乎是在回望自己和秦岭村人几十年迁徙、斗穷的艰辛历程。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回秦岭村了。”他喃喃道。
山中林木茂盛,溪水潺潺,偶有羚牛、麂子穿梭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