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武汉做进毕业设计

黄一洋做好进入隔离区拍摄的准备。受访者供图

黄一洋拍下武汉市民老舒一家的年夜饭。受访者供图

　　黄一洋的硬盘里，存了3TB的武汉，从初冬到暮春。

　　这个大学生2019年12月到武汉拍摄毕业设计作品，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读书的几年里，他已经导演制作了6部纪录短片。

　　到武汉，他是要拍市民老舒，记录这位飞行器发烧友制作出“飞行背包”并试飞成功。

　　抵达时正值隆冬，天气湿冷，老家在江西新余的黄一洋倒是挺适应。“过早”对武汉人来说是件大事，他入乡随俗，每天陪着老舒吃热干面。

　　“过早”之后，老舒会投入到飞行器的制作中。黄一洋跟着拍，记下他去钢材市场找零件、在饭桌上和同好交流“飞天梦”的时刻。

　　新冠疫情暴发后，老舒的梦被摁了暂停键，黄一洋的拍摄也陷入停滞。

　　除夕夜，这个22岁的小伙子爬上宾馆天台，视野中城市灯火通明，但街道空空荡荡。零点前后，烟花绽开的声响传来。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没有年味的春节了。”他特别想念家人。

　　他和班上同学交流后发现，几个好友本来打算和他一样，以毕业设计的形式参加答辩，最终都改成了写论文。

　　2月7日，老舒经营的酒店经改造成为隔离区，接收“密切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黄一洋接受导师的建议，将拍摄重心从老舒的浪漫天空转回到眼前的现实世界。

　　老舒仍是纪录片的主要拍摄对象，他的身份变为武汉普通的九百万分之一。黄一洋也拍下隔离区的志愿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武汉街头巷尾的情景。他无法自由出入小区，只有在老舒的带领下才可以外出拍摄。而老舒基本都待在家里，只有在酒店需要他维修设备和做清洁时才会出门。

　　“我经常一收到他出门的消息就拿着相机往外跑。”拍摄计划赶不上变化，黄一洋只能大概确定，4月结束拍摄开始剪辑。

　　武汉的光影碎片在他的硬盘里累积。为了不错过素材，黄一洋随时背着相机。一度有传言称武汉超市将在3天之内全部关门，他赶紧去超市，拍下市民抢购和空空的货架。

　　老舒酒店的情况也被黄一洋记录下来。“在现场用心听，可以听到很多有价值的素材。”他拍下老舒和酒店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的对话。居委会大叔笑称自己是家中“强盗”，因为每天在隔离区工作，晚上回家时家人见他就躲。

　　武汉人的热情和乐观感染了黄一洋，受访者常常会在拍摄结束后给他加油打气。有一段时间，宾馆房间点不到外卖，老舒每天都会叫他去家里吃饭，还给他送来水果。

　　“我算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有段时间坏消息特别多，还是很害怕的。”黄一洋回忆，有些志愿者会拿疫情开不痛不痒的玩笑，他听到后，心里的恐慌与不安会得到纾解。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黄一洋腼腆寡言。他语速不快，声音柔和，“其实不喜欢和陌生人深度交流”。比起做记者，以观察的方式拍摄纪录片更让他觉得舒适。他已经习惯了躲在一旁，但这一次，镜头下的内容与他的生活产生密切关联。

　　“我之前拍的有些是纯粹的记录。”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这部作品会有更多个人体会在里面，毕竟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也许在观众看来就没那么客观了。”他无法保持冷眼旁观的状态，于是开始思考纪录片的客观属性与创作者个人表达之间的关系。

　　在提到纪录短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时，黄一洋说，这部短片由网络素材拼接而成，很大一部分来自武汉日常生活影像，“很直接，很有力，传递出的情感可以调动更多不在武汉的人的共同情绪。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了会更加团结。” 以前，他觉得纪录片的史料属性更重，创作者要非常克制，如今他同样看重作者的表达，“特别是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纪录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对话的工具”。

　　黄一洋的一位学长是奔赴武汉一线的记者，“他写的每篇稿子都让我觉得很触动，身在武汉的人需要把真实的武汉传递给不在场的人”。

　　2020年4月8日，武汉结束了76天的封城。

　　那天阳光明媚，黄一洋下楼后发现，许多居民戴着口罩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彼此保持两到三米的距离。阳光原本再平凡不过，但他却有“久违”的感觉，因为 “那是几个月来我见到的最有生活气的画面了。”

　　黄一洋曾帮老舒对酒店进行清理和消毒，其中一次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防护服的透气性差，脱下时全身是汗，体力透支。他体验深刻，“对我而言是偶尔，对医护人员是常态”。

　　过去，黄一洋嫌学校里的生活“乏味”，“看到的世界太小，眼光太狭隘了”。在他看来，拍摄纪录片是探索“外面世界”的窗口。他拍过山西的牧羊歌手、张家口的老导游、北京的捉鬼人、夜晚娱乐场所的变装皇后等，都是他在校园里无法了解的群体，“这个世界多丰富啊”。

　　他喜欢摇滚乐“自由而个人化的表达”，喜欢潇洒自在、享受足球的梅西。他是清华大学备受关注的特奖毕业生，但他不喜欢别人提。“因为我清楚，我做的这些事情跟那些做出科技成果的大神相比算不了什么，就别在台上包装自己了。”

　　他有非常欣赏的纪录片导演，但否认作品风格受其影响，“怕亵渎他”。他对日本电影导演是枝裕和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创作者并非世界的掌控者，而是先死心塌地接受世界存在着种种不自由的前提下，再把这种不自由当做‘有趣’的因素，才是最好的纪录片形态。”

　　“以前我总觉得生活无聊，每天想着明天，未来，外面的世界，现在我觉得，日常有很多值得留意的点滴。”黄一洋决定了，之后会让创作进入冷静期，不再带着相机四处拍摄，好好在校园里待一待。

　　“我不知道这份珍惜能持续多久，但我现在真的很想回学校，想回家。”

　　实习生 莫凡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