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提倡文学创作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前者强调文学创作的根基在于生活,后者则要求对生活进行沉淀与积累。我们常常评价一部好的厚重的小说,说它是历史长卷,甚至用“史诗”这个分量挺重的词,来形容它赞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类社会总是朝两极延伸自己的发展与认识触角,越是先进的国家与民族,对历史的认识越是深刻。人类需要在历史中发现固有的经验与智慧,作为现代化精神的动力与知识资源。
我以为,小说的历史性表现途径,一是要善于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小说线索。譬如说,从汉水的古码头、古民居、古村落,以及石碑、石磨等历史遗迹中,寻找属于汉水的历史故事;二是要善于从历史的记忆中寻找小说线索。如翻阅史料、走访古稀老人、寻访历史故事等。
我曾在中篇小说《花船》的创作谈中这样写道:“历史是一种过程,文化则是一种发展的积累。近几年,我一直努力从一个流域的文化现象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寻求人性在历史与文化中碰撞和嬗变中的位置,并力求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诠注这种必然和位置。”
历史是时间创造的,所以它又是一种时间美。
我们通常是看不见时间的。但你若留意,便会发现时间原来就停留在所有古老的事物上。这种停留的载体就是文化。那深幽的树洞,青石条铺面的老街,泛黄的旧书,磨光的椅子,老人手背上布满岁月的皱纹,还有晶莹而飘逸的银发,这些都闪烁着古老文化的深情美感。
诚然,小说就是小说,不是史记什么的。我们倡导追求小说历史的厚重感,但决不是堆积历史,甚至贪多贪大地堆积历史资料。小说是给人看的,最终要让读者看下去,而且应该是轻松地去读。由此,作家也应该放松身心去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来说,如何减负是一个最为迫切的任务。减去多余负担的历史小说,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好心情。唐浩明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曾国藩》曾让我读得如醉如痴。但同为历史小说的《张之洞》却让人找不到感觉。作者没将其作为小说写,全书125万字,属于小说的文字或许只有一半,另一半就是以“历史”为理由,生硬地加进去的,有些显得很累赘。比如写到张之洞要修铁路,前面先有上万字讲述清代围绕修铁路各种势力发表的不同主张。我边读边想,这部小说所以读得很吃力,历史资料性的文字过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网络上曾流行许巍的一首歌:“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仔细品味这首歌,无论是词也好,旋律也好,作曲也好,确实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
诗和远方、田野,这三个词,也确实是催人泪下的一个资深法宝,应该属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标准范畴。如果说,诗代表文化,田野代表历史,那么远方就是美好的向往。我们很多时候写小说,搞文学创作,都在表达一种不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基于当下生活的这种状态,产生一种期待。这也许就是小说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