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王利。本报记者 谢宛霏/摄
从武汉封城至今,90后女孩王利从未中断过出车,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至少要跑100公里。中午往往只能吃一碗泡面,晚饭也要等到收车之后。穿着防护服不方便,她每天尽量将饮水量控制在200毫升左右,实在渴了才小口抿一点儿。“到了生理期才是挑战,防护服是稀缺资源,不舍得当成一次性用品,只能小心地穿脱,然后疯狂消毒。”
王利本来是有机会离开武汉的。她是一位滴滴司机,1月23日凌晨3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收车返乡,朋友却发来了武汉即将封城的消息:“上午10时,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营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利意识到,自己正再次见证着历史,这种似曾相识的恐惧和慌乱,正像她已经埋藏在心底十多年的记忆。
她是四川绵竹人,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地震那年,她还不到18岁。那次大地震,将她所在的学校变为废墟,夺走了240名同学的生命。从此,王利没有再上学,连一张毕业照也没有,便提前参加了实习。
恐慌袭来,她的第一反应本是“赶紧走”。更何况,她的父亲早逝,母亲一人在四川绵竹的老家,如果她不回去,母亲得在家独自过年。
留住她的,是一份“把希望传递下去”的心。
公共交通停运后,这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仿佛骤然停摆,市民们面临着巨大的出行压力。看着这一切,王利回想起了汶川大地震时,她和母亲打不到车的情况。绵竹是当年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王利因为搬到新校区躲过一劫,却失去了很多同学和朋友。她记得,那天母亲带着她要从学校返回20多公里外的家中,但怎么都拦不到车。步行回去要四五个小时,但没有办法,只能边走边拦车,一路上很多房子都塌了,“当时真的感觉太无助了”,走到天都黑了的时候,才遇到一位好心人愿意免费载她们一程。
王利回忆,汶川地震后,曾经暴雨倾盆,一段时间没吃没喝,大家处在恐慌中不知所措,是各地涌来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给她带来了希望。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想着武汉市民可能会遇到和我当年一样的问题”。她想将当年那份“希望”传递下去,“载他们一程”。
1月24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为解决市民居家出行不便等问题,紧急征集6000台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滴滴响应号召,在武汉组建了1336名司机的社区保障车队,由城市社区统一调度免费服务当地居民。
那天正是除夕,本该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王利瞒着母亲,偷偷向公司报了名,成了保障车队的一员。她的车里前后排还加装了防护隔离膜,“虽然有点简陋,但能有效防止飞沫”。每位乘客下车后,她也都会进行一次消毒,“这是对大家负责”。
像王利一样的社区网约车志愿者,主要负责接送一些慢性病患者和需要去拿药的居民,尽可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还有一些志愿者为了守护即将生产的孕妇,24小时轮流坚守在小区门口。
她服务的社区有一位70多岁的独居奶奶肾衰竭,每个月要去湖北省人民医院做3次透析,一直由她接送。“这家医院是综合医院,有发热门诊,但发热门诊和普通门诊是分开的。到了后,我想送她进去,但她拒绝了,让我在医院门口就把她放下来,她说我进去了就要冒风险,怕我被感染,她要自己进去。”王利看着她颤颤巍巍走向医院大门的背影心里一酸,赶紧回到了车上。
王利还接到过送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去肿瘤医院做核酸检查的任务。一位女士带着孩子上车后就开始哭,她的父亲在这次疫情中因感染过世了。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旁疏导她,小孩也拉住他妈妈的衣角说,“妈妈不哭、妈妈不哭”。
王利从后视镜扫到后排的景象,心里特别难受,喘不上气来。她将车窗降下来了一点儿,隔着口罩大口呼吸,迎面的风吹干了她眼中泛起的泪花。“我想安慰她,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语言显得特别苍白。”王利停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儿颤抖,“感觉自己能做的还是特别特别地少。我只有好好开车,安全地将他们送到医院”。
“自己所能改变的事情太少了。唯有开好每一次车,送达每一件物,顾好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当下。”
这无数个“当下”,是在防护服下挥汗如雨的坚持,是每日驱车100余公里、工作11个小时以上、趴在引擎盖上吃饭的辛苦,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的不停考验。这样的日子,从封城至今,她已坚守了两月有余,一日未曾中断。
王利短发,从不化妆,比较内向,也不太愿与人交流,而司机恰好属于不太需要交流的职业,这也是她选择成为网约车司机的原因。但疫情的到来,让她对司机这个职业的责任感和认同感改变了。
王利感觉,没有发生疫情前,大家都是比较礼貌性的上下车问候,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司乘的“心似乎拉近了”。
两年前,王利在武汉自驾游玩了一个多月,被这里的大江大河折服,决定干脆不走了。她很爱武汉这个城市,清晨长江会笼起薄雾,午后折射着阳光,小龙虾大排档半夜喧嚣,很有生活气息,不像北上广节奏那么快,而且武汉话和四川话听起来差不多,“超亲切。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守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