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玉：国家公卫体系建设亟需加大投入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从12月31日我国首例新冠感染病例公布至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称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就一直保持在“战疫状态”。他所在的上海公卫中心，是上海市唯一一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院。截至3月26日，上海累计本地确诊病例33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9例。

　　公卫中心，是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在突发传染病面前“站出来”的重要职责。这是一家在SARS疫情后、新冠疫情前已经“退居幕后”多年的单位。它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面对的病人都与其他医院明显不同。总体而言，这是一家日常默默无闻，但在关键时候需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重要机构。

　　1月开始，上海不断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所有确诊后的成人病例全都被送往公卫中心，这个距离市区近70公里的定点收治医院。面对一个又一个新增的病人，这家医院笃定地给出了“一人一策”的治疗模式，它的多学科专家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协同作战能力令业界赞叹。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家此前在公众面前“沉寂许久”、最近两月“突然火了”的医院，也曾像国内其他公卫中心、传染病医院一样，遇到过人才流失的巨大困境。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朱同玉多次代表公卫体系发声，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公卫体系人才流失的难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公卫体系人才的流失，直接影响到公卫中心承接战时紧急任务的能力。

　　“公卫体系的建设，是出于对国家百年大计的考虑，现在建设好了，能帮助一个国家应对百年一遇的重大传染病。”朱同玉说，一个强健的公卫体系，应该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垒，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板房”。

　　2015年，时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朱同玉到任上海市公卫中心。当时，他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人才流失”。

　　“经费不够，养不起专业人才，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朱同玉来自市区的三甲医院，他算了一下，市区医生的基本待遇是上海公卫中心医生待遇的1.5倍，公卫中心医生待遇位列全市公立医院的倒数第一，比倒数第二的年薪还差好几万元。公卫人员待遇，与其所承担的重大疾病防治的重要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公共卫生中心、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多成为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现财政全额拨款，但这种“拨款”并不充分。不少传染病医院不得不通过开展普通医疗服务来“养”公共卫生服务，而其存在的核心职能，即公卫基本职能水平则会出现“相对不足和涵养不够”的问题。一些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化现象突出，甚至有的传染病医院还开设了产科。

　　2015年，新上任的朱同玉与医院管理层团队共同决定，勒紧裤腰带，引进高端人才，拓展科研攻关、医工结合、成果转化等。最近几年，上海公卫中心在行政人员一个都不增加的情况下，每年都会引进知名的专家、学者，从事科研攻关。这里的医生数量，从4年前的99人，增加至253人；护士数量从300人增加到500人。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上海公卫中心这家几乎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公共卫生堡垒，表现抢眼。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医院的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构成比例达到了1：1.5的水平，目前是全国科研人员占比最高的医疗机构。

　　然而，上海公卫中心的成功，并不代表全国公卫体系建设的完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更喜欢着眼于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公卫中心的院感防控到底要怎么做？公卫体系缺钱、地位低的问题如何破题等。

　　院感防控，需要科学数据支撑。他组织专业团队，对2000多个可能导致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点”进行检测，比如水龙头、鞋套、病床扶手等，形成了院感防控的科学指导体系。为此，上海公卫中心在疫情早期就研制出了病房用的抗病毒喷剂，以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并将这种办法向全国推广。

　　至于“钱”的投入，他指出，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公卫体系长期、稳定的投入；另一方面，各地公卫部门也应该在财政投入之外，找对“自转”的门道。“引进好的医生、科研人员，好医生来了，病人也会来；好的科研，可以支撑医院发展，支撑成果转化，将医院打造成以科研驱动发展的机构。”他介绍，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有20%多的经费来自财政投入，其余经费来自就诊业务量的增加和科研成果转化收入，“但从全国全盘来看，公卫体系病床数不足。从中国人口数量来看，全国至少需要5万张专业公卫床位，但目前床位配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