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烨捷)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冠疫情防控等相关话题,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沈群红。沈群红介绍,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应重视“日常涵养”,而不是仅仅在重大突发传染病发生时才想到公共卫生体系,避免“财神跟着瘟神走”的现象重复发生。
沈群红说,我国的公共卫生中心、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多成为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现财政全额拨款,但这种“拨款”并不充分。不少传染病医院不得不通过开展普通医疗服务来“养”公共卫生服务,而其存在的核心即公卫基本职能水平则会出现“相对不足和涵养不够”的问题,“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化现象突出,甚至有的传染病医院还开设了产科。”
这是一个看似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沈群红说,公卫系统中常说“一级、二级预防做得好,必然导致传染病治疗医疗服务的规模不经济”。意思是,如果在公共卫生专科领域做大规模的人力投入和床位扩张,经费投入巨大,由于平时的使用率不足,可能就会出现“经济上不实惠”。但从公卫体系建设角度来说,只有平时有充分的“涵养”,才能遇到重大疫情“战时用得上”。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沈群红建议,区域公共卫生中心、省级公卫中心和传染病医院可在平时开展部分临床研究、转化医学等方面工作,以争取更多的财力支持,“比如肝病、结核病耐药、疫苗开发等领域都有较大的临床研究机会,结核病用药造成肝损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去做研究,并且有可能转化成果。”而政府通过以事定费的方式对其进行专项采购。
此外,针对公卫中心业务量波动大、日常收入养不起医生的问题,她建议,可以采用目前行业内一些专家的建议,采用“多点执业”,省市级公卫中心医师日常可到二级、三级医院感染科协助工作,“专家们平时在三甲医院工作,大疫来临时,全部抽调回公共卫生中心。”这样做,既能提高公卫医师的收入水平,又能锻炼其业务能力、提高双方团队的配合度。同时,加强省市级部分综合医院感染科的业务能力,在做好医院院感和公卫工作的同时,也更多关注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公卫,特别是公卫应急,涵养住具有公共卫生视野和意识的临床医生。“战时”,则从这些综合医院抽调人员支持公卫中心,两支队伍协同作战。如上海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模式。
在国家层面上,她认为除了建设“国家级公共卫生中心”外,还应建立国家的“区域公卫中心”。比如,西北公卫中心可针对包虫病等地方病进行预防和诊疗,而东南沿海地区则可重点关注输入性传染病等来设置专业,配置人才、学科和科研资源等。
“不同区域,配备不同的专业队伍。国家聘用的公共卫生临床人才,都是机动的,不同时间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组合,‘战时’状态可供全国紧急调配。”沈群红说,公共卫生体系的日常“涵养”除了体现在硬件条件、科研能力上,还应体现在“人的涵养”上,即日常应在普通医务工作者中“涵养公卫能力”。医生、护士的晋升、准入等关键节点上,都应加大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基础等能力和技能的相关考核,“一方面教会医生们在关键时候能保护好自己,降低院感;另一方面,让医生能在突发应急状态中发挥作用。”
沈群红注意到,新加坡等国在这次新冠疫情早期之所以相对从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社区医生、每一所私人诊所和私人医院,都具备传染病防控的基本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基层医院的分级诊疗,一步一步筛选病例。公共卫生大网的底部扎得牢靠。这也是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作用。”
她指出,医防融合不仅要体现在医疗机构与公卫机构的协同,综合医院履行公共卫生的职能,也应该体现在医务工作者自身实现医防融合上。“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有预防为主的意识和行为习惯,也要具有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能力。这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县级综合医院、县域健康共同体和三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