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他们这么靠谱”，上海杨浦疾控应急青年突击队追踪病毒像破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烨捷

　　从1月20日上海出现第一例输入型确诊病例至今，乔鹏和他的小伙伴们几乎没有捞上一天的休息时间。

　　乔鹏是上海杨浦疾控应急青年突击队的一员，这支由75名80后、90后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在过去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令很多人刮目相看，包括曾经觉得这群年轻人“有些散漫”的杨浦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韩雪。

　　“公众感觉到防控局势紧张大约是在春节前后，但我们早在1月初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韩雪记得，有一次乔鹏在已经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的情况下，又出现在了某个新冠病毒疑似病例的发现点，着实吓了她一跳，“好多年轻人都这样，没日没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真没想到他们这次这么靠谱。”

　　“医院、医生负责确诊病人的救治，疾控部门则负责尽可能控制每一个病例的传播，关口在前头。”韩雪说，医院更多地承担“消化存量”的工作，而疾控则主要承担“控制增量”。

　　而“控制增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几乎要求工作人员做到“没日没夜”。3月4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撰文为疾控工作人员正名，当每个病例都不能彻底追踪时，美国必然只能采取季节性流感处理方法来应对新冠疫情，“你指望美国疾控人员像我们疾控的兄弟们没日没夜工作？那估计也是做不到的。”

　　乔鹏至今记得自己的“跨年”工作状态。1月20日，他被抽调到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对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天下午1时多接受培训上岗，17时开始询问病人的行动轨迹、接触人群等情况，23时回家撰写流行病学调查报告，1月21日凌晨1时多完成报告，凌晨2时多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对第二例病例进行调查，清晨6时回家，8时完成报告，10时开始向各级、各部门领导汇报调查情况。此后每天，他几乎都在进行流调，或者正在去流调的路上。

　　除夕那天夜里，他22时半刚刚完成一份流调报告休息，凌晨2时15分又紧急起床去对另一个新发现的病例进行流调。

　　杨浦疾控应急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倩告诉记者，这次疫情，是这支成立于2015年的青年突击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战”。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队伍，过去主要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培训和演练来保持自己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状态和处置能力。他们还会做一些科普宣传，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讲疫苗、去爱心暑托班讲课之类。

　　但过去他们的“疫问医答”品牌过去并没有多少关注度，最近凭借一条“教你正确佩戴口罩”的视频，火了一把。

　　“疾控系统过去一直在幕后，没什么人关注。很多人只感觉有突发传染病了，就怪疾控工作没做好；但他们可能连疾控是做什么的都不一定知道。”韩雪告诉记者，疾控除了承担日常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外，还要负责慢性病管理、肿瘤疾病防治、水质监测、劳动场所卫生、教育场所卫生、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儿童六病筛查、理化监测等工作，但以上这些工作，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几乎不被关注。

　　这次疫情中，杨浦疾控中心的75个突击队青年被分进了流调组、采样组、检测组和消毒组四个大组。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地方上报一个确诊或者疑似病例，流调组第一时间抵达，对患者进行各种问询，并出具包含其发病前14天内的活动情况、密切接触者的报告；采样组与流调组同时抵达上报病例的医院，指导医护人员进行样本采样，并把样本安全带回疾控中心；检测组则要直接与病毒接触，对病毒进行分析、核酸检测；消毒组先行对发现病例的医院和病例居住环境进行全面消毒，再根据确诊病例的流调报告，对其活动过的所有场所进行消毒。

　　“控制增量”工程巨大，耗时、耗力。

　　以流调为例，乔鹏几乎无一例外每次都会遇到“说不清自己干了啥”的人，有的是刻意隐瞒，有的是真的想不起来。这种时候，疾控流调人员与患者的对话就会显得极为漫长、琐碎。“从每天早上起床开始谈，把每一天、什么时间、干了什么全部要聊清楚、聊透彻。”

　　通常情况下，为了保护流调人员的安全，流调人员与患者之间一般用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进行对话。但有时候，因为病人的不配合，流调人员不得不穿上二级防护装备，与患者面谈。

　　曾有一名从湖北来沪照顾得了肺结核病儿子的老人，在医护人员多次与其沟通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手机开机，拒绝与流调人员接触。乔鹏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去病房与他面谈。

　　“整个人思路都是飘的，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儿子没人管、担心被老婆知道自己得病。”乔鹏说，与这名病人谈话前，流调团队至少为其进行了30~40分钟的心理建设。 此后的谈话，具体到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公交坐了几路车、坐在车上的哪个位子、身边的乘客是否佩戴口罩等，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

　　除了这类“思路有些飘”的患者，还有的患者，则是“思路清晰、忽视细节”型。徐文倩就接触到过这样一名青年女患者，她在疫情发生后，每天用手机记录自己的活动情况。确诊后，面对流调人员，她可以轻松拿出一套每天行动轨迹的清单。

　　“我们要对每一天进行复盘，复着复着会发现，有很多漏洞。”徐文倩见过不少能把14天说得清清楚楚、又劝流调人员“要相信我”的患者，他们总是会遗漏一些细节。比如前述女青年，在流调人员与她交流每天吃饭情况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一天和丈夫一起去公婆家吃了一顿饭，但这顿饭她并未记录在手机上，“我们要像拍电影一样，把她一天的生活全部重现出来。”

　　为了尽量缩短病毒可能在外传播的时间，流调组通常在接到病例两小时内就要总结核心信息。遇到一些情绪化的病例，在报告时间上亦不能“讨价还价”。这给流调工作人员带去了极大的压力，在疫情紧张时期，9个流调小组几乎要不眠不休。

　　徐文倩告诉记者，除了流调组，采样、检测和消毒组各有各的困难。采样组与病毒离得最近，他们要负责把病毒安全地带回实验室；检测组每天要穿上层层防护，与病毒面对面“交流”，一次交流时间要持续6~8个小时，期间不能上厕所、喝水，每次干完活儿都是汗流浃背的状态；消毒组要给各个行动轨迹点进行消毒，背着30斤重的消毒水，平均每个点消毒30分钟。

　　即便如此，年轻人们还是争相报名上前线。采样组有一名患有高血压的老科长，在疫情最紧张时期，头晕目眩。他所在的实验室里，几个去年刚刚入职的90后主动递交了请战书，要求代替科长去一线工作。

　　“这次在一线工作的，75%以上都是80后、90后，让我们这些经历过SARS疫情的70后都很感动。他们这批年轻人，平时爱跟上司争辩、讨论，关键时候还真拿得出手！”韩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