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千万不能忽略“安心工程”

　　正在武汉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家方方在她正月十九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无论是关在家里20多天尚且健康的人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以及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而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疫情之后，我想，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如有可能，当分社区分批次对每一个人作一次心理疗治。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

　　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哪些表现

　　在经历过战争的退役老兵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是最常见的病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人在遭遇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地震、火灾、车祸、暴力事件、恐怖袭击、亲人离世等）后，出现情绪以及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往往伴着烦扰性强迫思维的焦虑障碍，比如闪回某个特定的创伤性事件、做噩梦、睡眠中高频率惊醒以及睡眠障碍等。

　　那么，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给疫情较重地区人民带来应激心理反应，并且日后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中国心理学会“抗击疫情安心行动”秘书长史占彪教授给出了肯定的回应。

　　在采访中，史占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疫情后应激心理反应涉及的急性应激障碍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三个关键词：重大异乎寻常事件、应激反应带来的创伤障碍、创伤后成长。

　　史占彪说，重大异乎寻常事件往往连带着重大刺激和重大丧失。重大异乎寻常事件一定会带来人的应激心理反应，因为人们的抵抗力、承受力和心理弹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经历了身边人的离去，或者自己濒临死亡又被抢救回来，遭受的重大创伤超出了常人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当心理防卫体系被打破之后，就会形成强大的冲击，把人的基本适应能力压垮，即所谓“精神崩溃”。

　　早期容易出现急性应激反应，持续创伤后将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中，身体的生理机制、认知和情绪都会出现应激反应。身体方面会有出汗、胃溃疡、胸闷、气短等生理反应；认知方面会出现闪回现象，记忆力、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不断回想创伤体验的片段；情绪方面会感到特别悲伤，或是容易愤怒。

　　史占彪说，心理应激反应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会调动内在机体去抗击，激发人的力量、能量、潜力、活力、爆发力，让人们像战士一样去战斗。但同时，过于强烈的反应也会给身体造成消耗和伤害。当应激反应失灵时，就会呈现急性应激障碍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应激反应所导致的急性应激障碍，如果持续一个月还不消失，就会被认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有时需要经年累月才能缓解，而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需要更多年。

　　人们面对创伤的时候并不是被动反应，在受到创伤后，人会启动“创伤后成长”机制。“创伤会激活人的所有潜能去应对，从而也增强了人的抵抗力，这就叫‘创伤后成长’。”史占彪说，“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经历创伤后，都会对生命、生活有了新的思考，这就是一种成长。”

　　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人们可能立即出现失眠等症状。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症状会随时间而逐渐消失，但有些人在数周或数月后病情还会加重，他们对创伤性事件形成的记忆，以及能使他们回忆起这些事件的暗示，仍会使他们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产生强烈的恐惧感，留下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可怕

　　不过，即使不幸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不用过于担心。史占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可怕，只要及时干预，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相结合，大多数当事人都可以慢慢康复。”

　　史占彪认为，对待患有急性应激障碍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首先要给予足够的社会支持。“如果待在封闭的环境，孤立无援，跟别人没有连接，就容易出现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需要关怀，需要支持，需要有人一起分担悲伤、消解痛苦”。

　　其次，急性应激障碍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需要得到专业支持。“需要专业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乃至心理治疗师予以帮助，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让人们内在的情绪通过合理的渠道、正确的路径、自在的方式疏导出来，心理专家的作用，就像拆炸弹里的炸药一样，炸药没了，炸弹威力就没了”。

　　最后，当患者出现严重反应，比如出现失眠、闪回、逃避等现象，达到精神障碍的程度时，就必须通过药物支持。“药物能够改善睡眠，改善生活作息，改善基本反应，能够帮助患者从极度痛苦中缓解过来”。

　　心理专业人士的帮护和亲人的支持尤为关键

　　史占彪表示，为防止重大事件产生的创伤最后演化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出现应激反应时就要早干预、早治疗。其中，心理专业人士的帮护和亲人的支持尤为关键。史占彪强调说，抗击疫情千万不能忽略“安心工程”，心理援助人员应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建议，积极推行“安心行动”，主动开展心理援助。他说：“心安的时候会减少很多麻烦。而一旦有了心理上的麻烦，人们的生活、工作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有了心理问题，不能等疫情结束以后再去干预。”

　　史占彪认为，目前，心理援助人员应该突破“等人上门”的常规心理服务模式的局限性，发挥“生物-心理-社会-文化”整合模式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灵活机动开展工作；疫后重建期间，要主动上门服务。“即使当下不便于面对面，心理专家通过网络、电话等各种方式完全可以很好地进行干预，提供心理援助”。

　　史占彪透露，中科院心理所和中国心理学会正在推行“抗击疫情安心行动”，借助互联网自助小程序和团体辅导，积极主动开展心理援助，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心理服务与社会工作相结合，持续服务至少一年。此外，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也正在推动“千家机构送安心”活动，计划发动1000家社会心理服务机构，采用社会工作心理援助的模式，通过网络和电话等方式，主动进入到社区，做到心社联动、三社联动，把心理援助工作做到前面。目前，已经有500多家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参与到该项活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