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当关

　　长城，世界上修筑时间最久、工程规模最浩大的古代防御工事，中国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据史料记载，自西周起至清代，曾有超过20个诸侯国与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修筑时间长达2000余年。中国历代长城分布于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广袤大地上，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数据，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包括墙体、单体建筑、壕堑、关堡等长城遗产43721处。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长城防线上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著名的古关城，它是北京西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固关、倒马关、紫荆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又与山海关、嘉峪关齐名，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它，便是居庸关。

　　在中国众多朝代变迁更替的进程中，居庸关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决定朝代兴衰的关键性作用。雄伟大气的关城建筑，更是华夏大地上不朽的历史瑰宝。

　　居庸关瓮城 陈鼎/摄

　　朝代更迭，烽火狼烟

　　“始和羽骑出重关，风动南熏整旆还。凯奏捷书传朔塞，欢声喜气满人寰。悬崖壁立垣墉固，古峡泉流昼夜间。须识成城惟众志，称雄不独峙群山。”这是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得胜归来途经居庸关时写下的一首《入居庸关》。康熙帝在诗句中表达了众志成城的思想，也描绘出了居庸关壮阔雄伟的气势。

　　太行山脉绵延千里，其中生有八条断裂谷，古称“太行八径”。居庸关位于太行余脉军都山地所属的沟谷之中。这条约20公里长的沟谷被称为“居庸关关沟”，为“太行八径”之第八径。其间峭壁山岩陡峭，道路狭窄，地形十分险要。关沟是由北部进入京城之捷径。北京古称蓟，因此居庸关古时也曾被称为蓟门关。古人多以居庸为天险，修关建口，是兵家必争之地。

　　沿着历史长河逆流而上，关于“居庸”之名的由来，有元人记载，世传秦始皇修筑长城之时，将征来的劳力民夫驻于此地，遂取“居庸徒于此”之意，“居庸”由此得名。然而事实上，“居庸”一词最早见于著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篇。其中记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肴、井陉、令疵、勾注、居庸。”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凭借此处险要的山形地势建立军事攻防要塞，被称为“居庸塞”，因此，“居庸”之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出现。

　　居庸关建关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朝。1972年，一座东汉古墓发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在这座古墓内的壁画中，描绘了居庸关人员车马络绎不绝的繁荣景象，壁画上题“居庸关”三个字。由此可见，居庸关在汉朝时便已建成，且此处的商贸交通十分发达。

　　在《汉书·地理志》中，亦有“上谷郡居庸有关”的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居庸关开始修筑长城。北齐年间，居庸关成为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关隘，兼有军事与贸易双重功能。

　　在居庸关曾上演过数场关乎王朝兴衰的战事，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这座饱经战火洗礼的雄关险隘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完颜部首领阿骨打（金太祖）因女真人不满辽国的剥削与压迫，向辽发动战争。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兵攻下居庸关，南下攻取燕京。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西逃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所擒，辽国灭亡。

　　金朝后期，成吉思汗为反抗金朝的统治，接连对金发动战事。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进攻居庸关，因金兵坚守关隘蒙古军队久攻不下，成吉思汗遂出兵攻下紫荆关，接着攻下涿、易二州后，由关内反攻夹击，最终攻破居庸关，此举也为最终灭亡金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271年，忽必烈废除“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蒙古军队在崖山海战中灭亡南宋皇统，元朝统一中国。

　　此后，因为元代皇帝每到夏季便需由元大都返回上都（蒙古国都和林）避暑，所以元代的居庸关便成了元帝往返两地的必经之地，修建了行宫。居庸关所在峡谷的山路因此被修整，而同时居庸关所在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作为皇家驻跸之地，居庸关内还修建了寺院、花园和皇帝居住的宫室建筑，并在峡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北京昌平区南口村，北口即八达岭）修建了两道大门，即居庸关的南北大门。此时，在居庸关已经形成了一处规模极为宏大的建筑群。

　　朱元璋灭亡元朝建立了明朝后，蒙古贵族逃回旧地，依然时常发动战争，骚扰明朝边境。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犯，朱元璋拨款修筑长城以增强军事防御力量。

　　明朝时期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工程量为历代之最。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对长城的修筑和防务的强化从未停止。而居庸关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更是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

　　居庸关云台 陈鼎/摄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关城，这也是明代首次修建长城关城。徐达指挥修建的居庸关关城规模十分庞大。据记载，其“跨两山，周一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居庸关关城建成后，此地又设置守御千户所，到了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改升为卫，其下统领五个千户所，以为京师北面固防。

　　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的明成祖朱棣曾长年驻守北方，并数次出入居庸关征战边塞，故其深知居庸关的重要性。明成祖朱棣曾如此评价：“居庸关路狭而险，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无北顾忧。”

　　明代时的居庸关筑有水关，南北关门两处均建有瓮城，关城外山势险要之处筑有烽火台、护城墩等防御体系。居庸关自建关之后，又经历过数次修缮，规模较大的一次在景泰初年，修缮工程在徐达督建的关城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并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完工。如今，在居庸关南关楼门额上的“居庸关”石匾上，还可以看到“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的题记。景泰年间，居庸关城内设有衙署、庙宇、神机库、粮仓等多种设施建筑。居庸关的军事防御范围更是包括了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南口以及居庸关关城共5道防线。可以说，此时对居庸关城的建设达到了历史顶峰。

　　到了明朝中期之后，由于后金崛起，明朝的防务重心向东北部的山海关一带转移，居庸关在军事上的地位开始降低。后来，清政府逐渐放弃了对于长城的修建，居庸关关城等建筑最终荒废，成为历史遗存。

　　关城内外，固若金汤

　　如今的居庸关关城与长城是基于明朝时居庸关的样式，并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修复而成的。1982年，居庸关被划入十三陵风景名胜保护区。1992年，北京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对居庸关进行了全面修复，修复工作于1997年基本完成。修复后的居庸关关城为圆周封闭形建筑，主要包含关城楼、瓮城以及城墙（即长城）等建筑。此外，居庸关长城上还筑有敌楼、烽燧、水门、铺房、炮台等28座建筑及设施。居庸关内的关帝庙、关王庙、城隍庙等7座庙宇也得到了修复，昔日的居庸雄关至此重现于世人眼前。

　　居庸关关城面积60多公顷，两侧为高山，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流于中间穿行而过。关城城墙横跨河流而建，河上建有拱形水门，水门上筑有闸楼，闸楼内有水闸，以控制内外水量，洪水季节时打开闸门可泄洪，枯水季节时可储备水源供关城使用。

　　居庸关关城南北各有一座城楼，城楼为三重檐建筑，地面至顶部约31米，是目前居庸关最高大的单体建筑。高大的关城城楼是指挥作战的中心，立于楼上，四周环境一览无余，有利于勘查敌情。城楼下设有券门通往瓮城。瓮城是居庸关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瓮城呈马蹄形，与关城门相通。瓮城城台为弧形，其上陈列有明代古火炮。瓮城外城墙砌有垛口，内城墙较低矮不设垛口。古代作战时会将敌人诱入瓮城，然后关闭主城阻其深入城内，再关闭瓮城闸门，敌人便被困在瓮城之内。其名为瓮城，便是取了“瓮中捉鳖”之意。

　　相传，明代大将军徐达北征时“屡有真武灵助之”，于是在居庸关北关城瓮城内建有一座真武庙，“真武”即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记者注），其为中国神话中的北方之神，也是道家所奉诸神之一的玉京尊神，在道教中其地位仅次于“三清”和“玉皇大帝”。这座真武庙建于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并于1997年修缮完成。真武庙坐北朝南，有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庙门三间。正殿为歇山式屋顶，配殿和庙门为硬山式屋顶。真武庙为砖木混合结构，总建筑面积228.4平方米。庙内供奉有真武大帝，八大元帅，六丁六甲神将（即十二生肖），水、火二神以及青龙、白虎等神将。

　　在南关城的瓮城之中建有一座关王庙，庙中供奉之神为三国时期的蜀国五虎上将之首关羽。关羽是“忠义神武”的化身，在民间被称为“关老爷”，并被尊为武圣人。居庸关关王庙始建于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2年），目的是借关公的神威保佑百姓，使恶鬼凶神不敢进入城内。关王庙为砖木结构建筑，坐南朝北，建筑面积为77.5平方米，庙内还塑有张飞、赵云、黄忠等蜀国名将像。

　　明朝时，长城城墙通常以黄土和碎石夯筑，墙外部以砖包砌，并用石灰浆填充缝隙。墙体外侧高，内侧低。外侧墙被称为垛口墙，内侧墙被称为女墙，女墙又被叫做女儿墙。古代女子位卑，因此称女墙以“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同时其又包含“窥视”之意，被称为“睥睨”。

　　修复后的居庸关关城城墙，即居庸关长城，全长4142米。因为长城均依地势而建，所以长城的宽窄、高低不一，居庸关长城最宽处达16.7米，最窄处仅1.2米，西山部分长城比河道部分长城高出约370米。

　　除城墙外，居庸关长城上还修复有15座敌楼。在古代，这些敌楼都是长城建筑体系中重要的御敌设施。敌楼又称敌台，是骑跨长城城墙而建的方形台式建筑。敌楼高于城墙，一般有二至三层。敌楼有空心和实心之分，实心敌楼为方形，无窗，仅设用于登上台顶的通道。实心敌楼底部以条形石块垒砌，底部以上部分用长方形砖石错缝修砌，由底部向上逐渐收窄，墙体侧面为梯形，上窄下宽。实心敌楼顶部四周修建有垛口，守城士卒可于其上瞭望。空心敌楼建于长城险要位置，同样骑跨长城城墙修建，中空，士兵可以在内储存武器甚至休息居住。空心敌楼四面开设窗口，便于士兵眺望和放哨。

　　每个空心敌楼都有指挥官，依据所在位置的重要程度，每个敌楼分配到的把守兵力也不尽相同。明代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中记载：“极冲（重要）者，一垛四五人；次冲者，一垛二三人；稍缓者，一垛一人；缓者，二三垛一人。”

　　长城防线上另一种著名的建筑是烽燧。烽燧又称烽火台，与敌楼不同，烽燧大多建于长城附近的山顶之上，每座相隔约5公里。烽燧以夯土筑成，一般为高约12米、边长约8米的方形建筑。重要位置的烽燧通常外砌有包砖。烽燧上设有垛墙，士卒可通过白天焚烟、夜晚举火的方式传报消息。

　　遇到敌情时，敌楼内的士兵可由通道登上瞭望台，点燃预先备好的燃烧物，其他烽燧上的守军看到烟火便可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相关的敌楼和烽燧也会将敌情信息传递到周边其他要塞和关隘，以共同抗敌。

　　1909年的云台

　　居庸关地势险要，却属“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

　　居庸关所在关沟两侧峰峦巍峨起伏，山形各异，溪水潺潺。因为春、夏、秋三季植被茂盛，山花树木葱郁，所以居庸关长城又被称为“花木长城”。居庸关山、石、水、涧相融，形成了一幅雄奇俊秀的大美山河图。清乾隆皇帝曾为此地亲笔题写“居庸叠翠”四个字，并立石碑于居庸关城东南山。

　　云台遗存，文化瑰宝

　　在居庸关南关城楼北侧，有一件元代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那是一座白色的石制基座，名曰“云台”。筑云台起因于一次元顺帝路过居庸关，目睹此地山川秀丽，深感祖先打下江山之不易，于是元至正二年到至正五年（公元1342年～1345年），元顺帝下旨命丞相阿鲁图于居庸关修建一座过街塔。

　　过街塔是一种佛教建筑，它的主要功能是布施以及歌颂皇室的功德，使得从塔下经过的行人都能受到佛法的洗礼和护佑。建成后的居庸关过街塔共有三层，上层是佛教石塔，中层为石栏和石雕纹，下层是一座修有券洞的石台，当时的过街塔也被称为“西域浮屠”。

　　元朝末期，石塔损坏严重，故明朝正统年间又在原有石台上修建了一座佛阁，名为“泰安寺”，供奉佛教“华严三圣”像。因为当时这座建筑高大宏伟，如在云端，所以后来人们便称佛阁为“石上阁”，称石台为“白云台”。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佛阁遭遇火灾被毁，只有白云台留存至今，而塔基座“云台”之名也沿用了下来。

　　云台整体由汉白玉条石砌成，呈上窄下宽的梯形。云台顶部四周建有汉白玉栏柱，栏柱下设吐水龙头。云台下建六角形券洞，门道长17.57米，贯通南北。洞门门面上方雕刻有佛教的法相装饰，其中，浮雕中央为一只大鹏鸟，其人面鸟身，嘴形似鹰喙，头戴以宝相花与金刚杵为装饰的束发冠。此形象为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巨型金翅鸟，名叫迦楼罗，其属于佛教天龙八部（佛教术语，指八种神道怪物）之一。金翅鸟迦楼罗两侧雕有七首蛇护法神名曰那伽（另有说法为龙子）。那伽为童女形象，身着百褶裙，长有龙尾，头后还生着七颗蛇首。因为迦楼罗以蛇族为食，所以其身体与手臂上均缠绕着小蛇，同时，其两只利爪也分别抓着身旁的七首蛇护法神那伽。在那伽下方雕刻的是一种龙首鱼身的长鼻怪兽，其名为摩羯鱼，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也是古代印度人民尊奉的海洋之神。大藏经《一切经音义》云：“摩羯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噬一切。” 摩羯鱼形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源于古代先民对于鲸鱼的自然崇拜。

　　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居庸关内外在数百年的岁月中都是一片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的盛景。站在由120块巨石铺成的云台券洞石道上，会产生一种穿越感，仿佛古时那些商贾马队、士兵将领、僧侣和百姓依然穿行其间。时间如白驹过隙，云台下曾经的喧闹不在，唯有云台门洞内那些见证了历史的精美浮雕还在讲述着这里往日的繁华。

　　云台券洞内石壁的东西两端，刻有佛教四大天王的坐姿浮雕像，每尊雕像高2.75米、宽3.65米。东方持国天王提多罗吒怀抱琵琶，能护持国土，保护众生；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手握宝剑，能令众生增长善根；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叉手缠赤龙，能以净天眼观察世界万物；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手执宝伞，以福德之名闻于四方。这四位天王均是佛教天龙八部天众中的天神，他们居于须弥山，分别守护着四大部洲（四大部洲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记者注）。

　　四大天王浮雕像生动立体，他们神情刚毅，威猛魁梧，不怒自威。每位天王左右两侧分别侍立着神将和鬼卒，脚下还踩着已被降服的鬼怪妖魔，天王威严的气势和力量感油然而生。四大天王身着战袍和铠甲，其上纹饰华丽繁复，飘带舞动，动感十足。在四大天王造像之间，是分别以梵文、藏文、维吾尔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和汉文共6种文字刻写的《陀罗尼经咒》，和除梵文外其他5种文字刻写的《建塔功德记》，其中以6种古文字雕刻的文字浮雕在中国尚为首次发现。

　　券洞内的两个石壁侧面，共雕刻着十尊佛坐像，这十尊佛像便是十方诸佛。根据《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的描述，十方佛分别为东方善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方无量明佛、北方相德佛、东南方无忧德佛、西南方宝施佛、西北方华德佛、东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广众德佛、下方明德佛。十方佛均身披袈裟，面容慈祥，结跏趺（一种坐法，双脚互交，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记者注）稳坐于莲花须弥座之上，并有四种手结印：说法印、转法轮印、触地印、与愿印。十方佛又各有无数化身佛，因此每尊大佛像周围都刻有百余尊小佛像，云台门洞内石壁上共刻有佛像1060尊。

　　考古学家宿白撰写的《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中的内容显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云台进行修葺，并于券洞两侧补刻佛像。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完工。因此，据此内容可推断出，围绕在大佛像四周雕刻的千余小佛像，是在明朝正统年间增刻上去的。

　　在券洞的顶部雕刻的是五位佛的曼荼罗图案。曼荼罗在梵文中意译为“坛场”“坛城”，是密教中的修持能量的中心。曼荼罗花又是佛教中的吉祥花，相传佛祖传法时便是手拈曼荼罗花。券洞顶部的五铺曼荼罗佛像分别为阿閦佛（又名不动如来）、普明大日如来、金刚手菩萨、阿弥陀佛（又名无量佛）和释迦牟尼佛。券洞顶部残存的颜料表明云台券洞内石刻雕像在完工时应装饰有色彩。

　　根据居庸关长城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云台上的浮雕造像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雕刻艺术风貌。从雕刻的题材和内容的组合到每种造像的艺术造型都与同时期的藏传佛教雕刻艺术风格相同。

　　云台雕刻：东方持国天王

　　然而与此同时，云台上的佛像雕刻也融入了部分汉地的雕刻手法与传统审美。券洞内的四大天王像便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较多的造像，其中天王头戴的花冠与汉地佛教的毗卢冠非常相似，同为中部高、两侧低的造型，冠正中还嵌有佛像，并不是藏传佛教的风格。除此之外，浮雕造像中对于鬼卒形象的表现也符合汉地的雕刻传统。四大天王身边的鬼卒瘦骨嶙峋，样貌丑陋，其生动写实的形象完全是按照中原文化理念塑造的，与藏传佛教中的风格大相径庭。同时，四大天王和鬼卒的服饰也均属于汉地样式，而天王面露威严却并没有狰狞可怖的感觉，这也是受汉地文化制约所导致的。

　　云台浮雕中的佛造像也同样受到了汉地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影响。比如，佛像面部均较为方正宽平，眉眼平直，明显缺乏藏传佛教中挑眉尖脸的形像特征。佛像上表现出的立体写实式衣褶，也与藏传佛教造像惯用的刻画手法差异明显。

　　云台浮雕造像中的这些汉藏艺术风格相融的现象，表明了元代是藏式造像艺术逐渐汉化的过渡时期。然而虽然在浮雕造像中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元素，但不可否认，在云台石刻浮雕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仍占主流地位。因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61年，云台石雕造像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居庸关长城管理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