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在历史上肆虐过的病毒，人们是如何应对的？

　　很多病毒与地球一样古老。从古至今，全世界的人类经历过数次大大小小的传染性疫病。当病毒开始威胁全社会，有效的医政医事是保障我们战胜病毒的必要支撑。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疫病，那时的人们如何应对？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

　　作者：杨格

　　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2020年是一个充满高科技的赛博朋克世界。

　　当那时的“未来”尽在眼前，我们才发现对照最狂野的想象，现实世界完全超乎其外——想象中的魔幻变成平凡，想象之外的现实却更加魔幻。

　　突如其来的疫情在2020年开年即开启了魔幻模式，笼罩着亿万普通平凡的人类，像一个巨大的透镜，各色人性纷纷在其中凸显。

　　很多病毒与地球一样古老（注1）。从古至今，全世界的人类经历过数次大大小小的传染性疫病，天灾与人祸并行。

　　根据《宋史》的相关记载，粗略统计，仅仅两宋共三百多年间，就至少发生过32至35次流行病，其中北宋12至15次，南宋16至19次（注2）。

　　同时期，欧洲大陆先后经历了麻风病（13世纪）和黑死病（14世纪）两次具有强传染性的大规模疫病。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关心一些个体病症之外的事情，比如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分发，比如专门医院的建设进度，比如国家的各项救援措施执行......当病毒开始威胁全社会，有效的医政医事则是保障我们战胜病毒的必要支撑。

　　当我们接收到社会上各种声音消息，被前一个消息感动得爱心爆棚，手指一翻被后一个气得口吐芬芳时，更需要一个理性而科学的态度了解整个社会的医政环境。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存在一个传承和发展的过程。

　　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疫病，那些肆虐过的病毒，那时的人们如何应对？

　　在两千年前的商周时期，社会上的医疗资源就需要皇室领导人来进行管理调配。《周礼·天官冢宰》记载：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注3）

　　简单的理解，医师相当于管理者，食医管理皇室饮食养生，疾医似乎类似于医疗理论和内科临床的结合，疡医类似于大外科、药理的总称，兽医很好理解，所有动物的医疗诊治。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国家机构中少府是九卿之一，少府下设置六丞，“太医令、丞”便是其中之一，负责医疗事务，归属少府管辖。

　　秦朝不仅设立了太医令丞，还重视医疗著作的存留，即便在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中，医书也被保存下来。在地方设有四级行政机构，包括“郡、县、乡、亭”。在这些机构中，有的由其长官负责管理医疗卫生工作，有的设专职医生提供医疗卫生服务。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是县级长官“令史”兼有统管医疗卫生事宜的佐证（注4）。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之后“汉承秦制”。《汉书》记载了西汉时医疗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情况：“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注5）意思是说奉常，或者叫太常这个级别设置了六个令丞，其中太医负责医疗事物。“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注5）意思是说少府这个级别设置了十六个令丞，其中太医、太官、汤官三个令丞和医疗事务有关。

　　西汉时期，奉常和少府两个部门都有医疗事务的职能 。

　　东汉中央医官的设置与西汉时期有些区别。太常、太医、令丞被取消，仅在少府中设置太医令一人，负责管理全国的医疗卫生行政工作，相当于现代的卫生部部长，其下设药丞、方丞各一人，还另有中宫药长，尝药监等药职。

　　两汉时，《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巨著陆续完成，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为医学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医学著作得以在几个世纪中流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兴药石之风，导致医学知识非常普及，这期间各个朝代都设有各自的医药官员。当然，那个时期的药石之风除了促进医学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同时促进了巫术的发展，巫医也和正规医疗一起在朝廷和民间滋长起来。

　　南北朝时，政府层面很注重医书的修订、颁布和传播。例如王显《药方》 成书于六世纪初，“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永平三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注6）魏武帝要求将《药方》中的精要，发布至郡县、乡邑，目的是疗疾有所依据，让疗疾之识为更多人所知。

　　隋唐时期，朝廷产生了完备的覆盖王朝所有区域的医政制度，集合医药管理、医药组织、医药学教育和人才选拔、医药政策、医学交流等多个方面。

　　唐袭隋制，分设令、丞、医监与医正，数量有增减。“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医监四人，从八品下，医正八人，从九品下。”（注7）唐朝时的翰林待诏医官。“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注8）

　　那时，关于医政方面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太医署的太医令 ，掌管医疗之法，丞相相当于他的助理，协助处理相关事务。其医疗范围包括皇室成员、官员士大夫、宫人、官奴婢、丁匠、囚徒、外藩首领在京师者、南衙卫兵、诸道疾疫处百姓等。

　　同时，隋唐时还设置有尚食局与尚药局 ，隶属于殿中省。《唐六典卷十一》中记载：尚药局最高行政长官“奉御”要亲自为帝王诊断疾病并开具处方，督导监视帝王用药的制作和尝药，“直长”是“奉御”的助手；“侍御医”经常在皇帝身边诊侯调和，类似于当代的保健医；“司医”和“医佐”则协助“奉御”和“直长”，可以奉皇帝之命为王公大臣等其他人员诊疗疾病；“主药”和“药童”负责加工制作药品；“书令史”和“书吏”管理文献资料，其余各职位均有相应的工作范围。

　　像前朝一样，唐朝各位皇帝都鼓励医书的编撰，经过各种临床和理论研究证明科学有效的医书，面向全国推广。例如晋代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注》中有一些谬误，很多内容并不全面，在唐朝显庆三年（公元657年），长史苏敬向高宗进表请求对《本草经集注》进行重新修订。高宗准许，专门组建团队开展编撰工作。为绘制各种药图、编写图经，皇帝下令对全国各地所产药材的标本进行收集，令宫廷画家配合绘制药材图制。上述工作在公元659年完成，颁布全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新修本草》 ，全书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后此书传入日本和朝鲜，对医学界影响巨大。

　　唐朝时，临床医疗技术和医药理论的发展也逐渐较前朝精细，根据原有的方脉科、针科、疡科三大科目，又细化发展出十三个子科目。

　　两宋时代，农业、经济、手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相较于前朝更加复杂的疫病、病患关系。

　　翰林医官院（局） 是宋代医药系统的核心，是主掌医药政令、负责医务工作的中央医药管理机关。翰林医官院有使、副使并领院事，下设直院、医官、医学、抵候等职。据《宋史》《宋会要辑稿》《宋刑统》等记载，北宋时期政府颁布了200多项中医药卫生诏令。

　　为了应对多次频发的全国性传染疫情，宋朝设立了诸多社会保障机构，有国家主办的，也有地方政府出面集资筹办或有名望的乡绅兴建的，命名各异，但是性质大同小异。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七月“置养病院”（注9）。绍定四年吴渊在苏州建立的府级医院--广惠坊，规模也比较大。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开始了系列的改革维新活动，其改革内容中有医学教育的日程。皇帝采纳范仲淹的建议，设立太医局 ，从翰林医官院选出数名教师，教授《素问》《难经》等内容。宋太宗命翰林医官王怀隐等对翰林医官院所收集的医方进行核对编录，历经十四年，完成了著名的方书《太平圣惠方》 ；庆历六年，何希彭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内容少而精的教科书《圣惠选方》，并沿用了百余年。

　　宋仁宗天圣年间，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的王惟一制作了针灸铜人，连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起，作为官方教材，由政府颁行全国。这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史称“天圣铜人” 。天圣铜人也被看成中国第一个针灸经穴的国家标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模型教具。

　　“天圣铜人”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一直都在使用，也不断被复制。至四百年后的明朝时，正统的“天圣铜人”穴名已模糊难辨,于是明英宗令医官仿宋重铸。这具明正统八年(1443年)铸成的仿宋针灸铜人被称为“正统铜人”。铸成后一直珍藏于明、清太医院中,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乱”中被俄军掠去，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针灸铜人侧面

　　以上的梳理仅可窥探我国古代医政医事中的一些小侧面。古人的解决方案不一定适合现当代社会，本文初衷也并不是宣传中医本身。而是从另一个维度，呈现面对疫病时我们祖先的努力。无论任何时代，理性而科学地认识防疫问题都是关键。

　　正统中医，不仅仅是草药与药方，背后有成体系的、庞大的医政系统支撑。而医政系统需要面对的敌人除了疫病之外，还包括愚昧的民众和另外一支神秘力量--巫医。

　　两千年间，和正规中医一同发展的还有巫医。

　　例如夏商时期，人们根据“巫”卜问吉凶安排生产生活，“巫”也行使一些医治功能。《说文酉部》中提到，“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周朝，“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巫、医开始分离。但是巫觋依然在民众中影响至深。

　　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记载有“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可见当时人们对巫术的依赖之深。魏晋南北朝巫风更盛，尤其是荆楚地区，医术与巫术混杂。

　　隋唐两宋时期虽然文化鼎盛，科技较前朝发达，医政医事逐渐细致并成体系，但与此同时，巫觋也较前朝更为庞大。对百姓来说，有时候甚至分不清巫觋与正规医疗。

　　宋仁宗时，江西洪州的巫师就多达一千九百多户；宋神宗时，江西泸州的巫师更是有三千七百家。巫术的影响力也非常大，荆楚地区有风俗“尚鬼，病者不药而巫”，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存在着“饭疾不治，谒巫代医”的社会问题。

　　当然，我们的祖先中一直有一支力量在尽力“禁巫兴医”。这其中有开明君主，地方官员、乡绅，也有普通百姓。

　　以宋朝为例。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禁两浙诸州巫师”（注10），成为宋王朝第一个禁巫诏令。两宋三百年，相关政令不断推出。

　　朝廷在对待“禁巫兴医”这件事上，也是持续开展综合治理手段：首先在民间积极宣传医药卫生知识。政府印刻本草等书籍，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宣传贯彻。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惩治利用巫医害人骗钱的行为。

　　宋真宗曾下诏惩戒用巫术的行为曰：医师诊疗疾病，应当按照医方，若干运用巫术而出现伤人的情况，则按照故意杀人罪论处；《宋刑统》中有造妖书妖言罪，如有人触犯法律以鬼神之事谋财害命，官府将按照皇帝的指令予以严惩。第三是对巫医进行改造，教授他们医学知识，让他们转行从医。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南宋画作《村医图》，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宋朝“禁巫兴医”的政令和宋朝医政医事细节。

《村医图》

　　《村医图》描绘了一位乡村郎中带着徒弟给一位患重病的穷人治病的一幕，一些人控制住病人，病人做出夸张的痛苦表情。

《村医图》局部

　　我们从笔法上可以看出，画中人都穿着较硬质地的衣服。宋朝绝大多数画家都有高超的审美标准和绘画技术，可以轻而易举用几笔就勾勒出人物衣饰的质地。

　　一般画柔软飘逸的衣服类似于《洛神赋图》（宋摹本）这样的。

《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而《村医图》中的衣物线条则要僵硬得多。

《村医图》局部

　　这位贫穷的郎中在做什么？艾灸！而且是根据南宋朝廷颁布的官方医学著作所做的，正规的膏肓灸现场施诊治疗。

　　而病人得的什么病呢？画家也明明白白的给我们画出来了——瘴疾。为什么这么说呢？

　　唐孙思邈的医书《千金方》中说：“膏肓二穴，在第四下两傍相去各三寸，主无所不疗”（注11），画中大夫的艾条对应的恰好就是膏肓穴位的位置。

　　宋朝庄绰在《灸膏肓腧穴法》中说取膏肓穴：“令人正坐，曲脊伸两手，以臂著膝前，令正直手大指与膝头齐，以物支肘，勿令臂得动摇，从胛骨上角摸索全胛骨下头，其间当有四肋三间，灸中间。根据胛骨之里肋间空处，去胛骨容侧指许，摩膂肉之表筋间空处，按之自觉牵引胸户中，灸两胛中各一处。”（注12）意思是说：患者坐好背部对着医生，低头弯曲脊柱并且伸直双臂，目的是让肩胛骨分离露出膏肓的确切位置。

　　《村医图》中病患的姿势几乎和医书中描述的得一模一样。或者可以理解为：画家是根据正规医书中的描述细致创作了这个施疗场景。

《村医图》局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以物支肘，勿令臂得动摇”，可是原本就患病的人，大夫施行灸艾治疗，如何能“勿令动摇”呢？在农村，就是找一些人控制住病人，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几位可能是病人的亲属。

　　那么又是从哪里得知病人得的是“瘴疾”呢。

　　瘴疾在南宋时期是很多重大疾病的统称。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卷三认为“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由此可知瘴疾是一类内科重症疾病的称呼。而治疗瘴疾，多数用艾灸施诊膏肓穴，行重灸治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引用了《备急千金要方》“无所不疗”的功效，描述艾灸膏肓穴治疗瘴疾。我们综合《村医图》中患病老农的状态以及大夫施灸膏肓的形态，虽不知道老农具体患的是哪一种瘴疾，但推测是很严重的瘴疾。

　　还有两个证据可以佐证这一点。

　　第一是画中树干及房屋上的小墨点儿，画家在刻画树皮纹理走向时，将小墨点儿画在褶皱处或者背阴处，也有些画在屋檐的背阴处，我们由此推断这些黑点很有可能是霉菌，暗示当地是一个潮湿多雨的村庄——潮湿是瘴疾最主要的发病环境。

《村医图》局部

　　第二个证据和画中病人背上的小东西有关。

　　南宋名医闻人耆年的书《备急灸法》中说：“诸种恶肿，以大蒜切片如钱厚，贴疮头上，始用绿豆大小艾巧灸之，待痛可忍时，换大艾巧灸之，痛又减，可去蒜片，灸数不拘多少，不痛即止灸。”（注13）

　　宋朝庄绰在《灸膏肓腧穴法》一书中记载了 13 种取膏肓穴的方法，其中很多方法都谈到使用姜片、蒜片作为施灸的辅助措施，可以起到减轻病人痛苦，同时辅助增加疗效的功能。（注14）

　　画家在病人背上画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蒜片这类辅助施灸的物品。大夫背后时刻准备着的助手之动作，可能是在用嘴哈手上的膏药，以便于大夫施灸之后立即贴上，用嘴哈气，是让膏药温暖不凉。

《村医图》局部

　　画中这些精准的细节不仅说明了病情，同时让我们相信：在那个时代，画中这样充满霉菌、湿气的农村，同样贫穷的大夫已经尽最大努力在治疗同时减轻病人痛苦。

　　纵观整幅画，《村医图》描绘了一次精准的临床医疗实践。

　　学界认为本画为南宋画院著名画家李唐所作。李唐是当时知名画家，宋徽宗赵佶时期入职南宋画院。宋徽宗本人就是艺术大家和鉴赏家，他执政时期能进皇家画院，类似于在爱因斯坦面前讲解物理还被爱因斯坦聘为物理老师的感觉。李唐也不负期望，他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人物。

　　作为南宋最知名的宫廷画家之一，在朝廷委托下创作的《村医图》必然要考虑它的传播问题。既要符合朝廷的宣传主旨，也需要对百姓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李唐选取的不是一般小病，而是严重的、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的瘴疾--这幅画当时的观众应该并不陌生，同时这种病也不是人人都会有的患病经历，这是一个足够典型又同时让观众有“旁观者”心态的病例。

　　李唐选择一个潮湿的农村场景发生这次治疗，病患以及病患的家属都是穷人，符合人物典型性的宣传要求，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

　　再次，画中是医生采用官方正统医书中记录的治疗方案--施灸膏肓穴。不遗余力将施灸细节画得清清楚楚，连穴位都画清楚，这几乎是当时最典型的临床医疗场景。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病患表现出明显的痛苦表情，这样的表情既可看成是一种写实的表达，也具有戏剧性夸张的宣传效果。

　　南宋时神出鬼没、不时出现的灾疫，促使朝廷大力推广正规医疗。与此同时，面对传染性疫病的多次暴发，各种巫觋也趁机发展起来，不但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会促使疫病的蔓延，更会影响正常医疗活动的开展。

　　因此对于正规医疗医事的宣传很有必要，李唐的《村医图》即为其中之一。画家不遗余力地根据正规医书创作这幅作品，也正是宋朝医政的一个侧面体现。

　　这幅画历朝历代都被皇家收藏，民间的摹本有很多，也出现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

　　从个体角度，任何人遇到病患时，都期待病患早日离开。《孟子·离娄》曾记载：“今人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患者求医讲求速效，别说治疗三年，很多时候三天没有效果，患者就会失去治疗的信心，何况治疗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而中医的成效慢，即便在没有西医冲击的南宋，面对疫病带来的痛苦，普通民众也并不太理解正规治疗的，这也是几个世纪巫术横行的根源。

　　人们面对疫病的侵扰，那种可以解释得通又没法证伪的巫术往往很有市场。巫术不能治疗疾病，却暗合了人们在患病时的期望。和巫术一起滋长的，可能是关于疫病的各种消息。

　　直至今日，仍然有人相信神出鬼没的疫病是源于某种“神秘力量”，似乎也会随着某种神力而消逝。但我们的生活显然不可能出现一个响指就毁灭世界的事情。

　　就像我们当下面临的新冠疫情，需要时间、耐心和理智科学的态度。“治未病”也许是我们的终极解决方案。

　　文内注释：

　　1、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

　　2、该数据为本文作者根据《宋史》记录统计，出现数据区间的原因为《宋史》中关于没有区分“疫病”和“大灾”。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则疫病次数为35次左右，若不考虑单纯记录的灾难，则32次。张宇的博士论文《中国医政史研究》中提道：宋代至少发生32次流行病，其中北宋14次，南宋18次

　　3、《周礼·天官冢宰》

　　4、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

　　5、汉，班固，《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6、《北齐·魏收·魏书·王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7、《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

　　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志，第三十二·地理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唐·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12、宋·庄绰撰著，元·窦桂芳集撰《针灸四书之灸膏肓腧穴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13、闻人耆年：《备急灸法》孙炬卿重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

　　14、宋·庄绰撰，元·窦桂芳集撰·《针灸四书之灸膏肓腧穴法》，人民卫生出版，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