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建成一座没有疾病的城市

　　2月24日，定居意大利北部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条动态：旅游名城威尼斯关闭了所有城市博物馆。而几天前她还在疑惑，为什么距武汉1200多公里的北京也要实行社区封闭管理。她发来一个大哭的表情，我回复道：也许这就是现代性的意义吧，共享标准化的星巴克，也不得不面临同一种病毒带来的风险，毕竟从北京直飞意大利，也不过半天的时间。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2020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为123.1亿，平均每天约3000多万人次。这和全球航班平台Flightstats提供的数据基本一致，每天约有10万架次航班在世界各地起降。

　　相比“非典”发生的2003年，国内的高铁、高速公路、城际交通在这17年间也有了质的变化。2003年，国内第一条高铁刚刚试运行，基础设计时速只有250公里；到了2019年，全国高铁运营总里程已突破3.5万公里。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拥有在营高铁站的数量更是超过了所有城市。

　　便利的交通加剧了城市聚集效应，我国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已有16座，武汉正是其中的一座。在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40.5%提高到2019年的60%的背景下，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国内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动力，但这一次，武汉“1+8”城市群受到疫情冲击最大。

　　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为病毒传播创造了便利，这一切始于大约1万年前人类为了适应农业生产而开始的定居生活，并且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加剧。人类定居和大规模驯化饲养家畜既是传染病的主要源头也是造成大规模传染病致死的原因，而世界贸易路线的不断拓展，将各大洲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枪炮、病菌与钢铁》）。

　　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城市变得高效集约，但也危机重重。

　　事实上，城市规划便部分起源于人类对健康的诉求。1831-1832年在英国暴发的霍乱引发了一系列卫生调查，最著名的便是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英国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将公共健康问题更多地归因于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等城市环境问题，由此引发的“空间环境与公共健康关系”的探讨，成为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重要基石。

　　农业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而工业社会造就的“大都市”甚至没有足够的日照和新鲜空气。1915年，高42层的公平人寿大厦在美国纽约拔地而起，由于管理的缺位，它的设计建造影响了周围建筑的采光与通风。1916年，纽约出台了第一部区划条例，详细规定了高层建筑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日照和通风的问题，并严格区分了污染性的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以及城市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的修建。

　　2003年“非典”发生后，城市专家从城市规模控制、形态布局、防灾规划、卫生防疫设施布局、社区组织等方面做了深入讨论；2019年7月，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但当疫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一切都超出了一座现代城市现有的准备。

　　在这一次的危机中，武汉市各个社区事实上成为阻挡疫情的第一道“阀门”，它是政府连接城市居民的最近一环，也常常是政府资源与民间力量的有机融合之地，这次疫情中出现的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社区自发组织的团购群，都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最为实际的帮助。

　　相比城市中各大超市一度瘫痪的货品供应，作为社区服务网点的便利店或许是一条新的路径。2016年，日本熊本大地震后第五天，受灾地区97%的便利店都重新开业；2018年日本北海道地震导致当地全面停电，1050家平日就配置了应急电源的便利店，维持了正常运营。2017年起，7-11等便利公司被日本政府定为灾害时提供紧急资助的“指定公共机关”，其覆盖广、灵活机动的特点也成为当地警察署日常的“前哨”。

　　国际防灾复兴机构（IRP）提出的“韧性社区”是城市社会韧性的重要组成，它通过调动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以柔克刚的力量。而所谓有韧性的城市，是指经历自然灾难、瘟疫、社会冲突等突发事件之后，城市能快速重组和恢复生产的能力。2013年，纽约在经历“桑迪”飓风之后，发布了《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的可适性计划。

　　信息作为城市生命线的力量也在凸显。疫情暴发以来，各地政府推出的大数据疫情防控项目，以及各大企业，甚至程序员、工程师自发组建的“开源信息收集平台”，推动了信息共享，同时也是对信息真实和有效性的一种监督。这一切是我们在2003年无法想象的。

　　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信息透明度越高，就越能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准确地调动更多的社会支持，并帮助那些处于网络信息边缘的人群。而一直面对争议的街头监控系统，既然能准确地识别行人闯红灯，当下，提供各个公共场所的人流即时信息，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作为城市规划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再是一句口号。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如果说，每一个城市都有着自身的精神价值，相比物质层面的重建，如何关照每一位居民的心理重建，才是一个城市恢复机能的支撑。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建成一座没有疾病的城市，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无谓地失去更多了——干净的河流与天空，曾经装满记忆的建筑与街巷，还有一起生活着的亲人与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