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托起“红河边中国”的希望

　　从2013年开始，上海财经大学同其他高校一道，加入滇西片区脱贫攻坚，专项帮扶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在电商扶贫、消费扶贫、文化扶贫特别是教育扶贫方面，开展持续、扎实的帮扶工作。我把在元阳县一年来的经历整理成《红河边的中国：滇西挂职行思录》一书，近期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对于教育扶贫、乡村教育、乡村教师，我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广大乡村教师，是发展农村教育、带给农村孩子希望的决定性力量。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明确提出要畅通源头活水，让乡村教师“下得去”；提高地位待遇，让乡村教师“留得住”；提升素质能力，让乡村教师“教得好”。有的乡村教师坚守了10年、20年、30年甚至更久，把一辈子献给了乡村教育,这样的坚守让人动容、敬佩。坚守，是最高尚的师德；坚守，是对教育事业最长情的告白。

　　笔者挂职的元阳县共14个乡镇，2200平方公里,下辖200多所学校和教学点，其中我去了近50所。到党政机关、高中、初中、小学讲过党课、示范课、公开课6次，与老师、同学面对面讲座、座谈多次。我努力带着研究的视角，尝试为教育扶贫出谋划策，与乡村教师研讨交流、分享教学经验，与孩子们座谈对话、鼓劲儿加油。社会各界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元阳县的脱贫攻坚战，产生了较好的帮扶成效。

　　2019年教育部赴滇西挂职干部座谈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同志提出希望我们要担当好脱贫攻坚的“建设者、创造者、学习者、宣传者、修炼者、贡献者”6种角色。同时叮嘱我们三句话：第一，挂职，就是把自己的岗位搬到脱贫攻坚一线，在那里去不懈奋斗；第二，在参与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把自己锤炼成能够“打粮食”的人而不是空谈的马谡；第三，希望每一个挂职干部，在脱贫攻坚挂职扶贫的过程中，谱写好值得自己永生难忘的一段史诗。他特别强调，这一段挂职经历，要产生史诗般的记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作者。你的心灵、身体、工作、家庭……所有这些，都作为重要的要素和影响因子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如果不能产生出一段“史诗”，就太可惜了，挂职就要释放自己全部的光和热，不要留下遗憾。

　　笔者通过对农村教育、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所做、所看、所思加以系统整理，从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两不愁三保障”的两大瓶颈、脱贫攻坚的文化支撑、乡村教育的现代性工程、控辍保学的攻防拉锯、寒门学子的逆袭之道、创造希望的根本出路、道德修行等角度入手，尽量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一个边疆民族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摆脱贫困的历程，也尽量完整地留存了笔者的工作思考与经验总结。其中，关于乡村教育发展的有关研究，可能会对奋战在教育扶贫一线的管理者和乡村教师，具有一定启发。

　　笔者既是脱贫攻坚的一线工作者、参与者、见证者，又是脱贫攻坚的观察者、思考者、研究者；既了解相关政策，也比较接近基层的执行链条；以一县、一年为时空边界，深耕教育扶贫，兼顾脱贫攻坚的其他领域，希望能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呈现国家层面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在基层落细落小落实的具体过程。

　　作为一名扶贫工作者，我亲身参与到这场力度空前的脱贫攻坚战中。这样一整套稳扎稳打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组合拳，置诸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时代场域中，置诸追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背景下，确实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绝不是临时性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救一时之急，而是始终致力于长远根本能力的培养。扶贫过程不是孤立的、被动的，而是把贫困地区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链条甚至新增长点来看待，对不同的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纳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轨道。

　　扶贫工作者在扶贫中不是被“消耗”，而是发展、成长、壮大了自身，这既体现于个人的思想、觉悟、道德、心灵的升华和澄净，也体现于工作能力、经验、方法、作风的提高和历练。双方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巩固对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因此，这既是一场经济层面的重构，更是一场政治领域的动员和社会领域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