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蓝色是忧郁

　　本报记者 龚蓉梅/摄

　　天空出奇的蓝蓝，但这个春天似乎并不明媚。

　　弟弟3天后就要回深圳上班，他过年之前从网上订购的口罩却迟迟未到。街上除了超市和极少数日用商店外，许多商铺都紧闭着大门，有的甚至被贴上了临时封条。寻找了十几家店之后，终于在一家名为“梵净山大药房”的店里得到了一只。送我口罩的是一位与母亲年纪相仿的阿姨，她说她的儿子也在外地工作，深知出门在外不容易，说着就从自己省下来的口罩中，给了我一只。

　　多少感激的话，在那一刻都是苍白无力的，正如在灾难的面前，这些文字同样苍白无力。我深深向她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了。

　　特殊时期，许多小区都开始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出入都需要接受登记或者盘问。在进入他家所居住的小区时，这样的阵势，加剧了我内心的畏惧感。

　　所以我们约定就隔空叙旧，喊两嗓子。他把口罩装在信封中，从三楼的阳台上扔了下来。那样的场景，如同一场战役中用飞机往地面空投战略物资。

　　信封上用碳素笔写着“袁伟新年吉祥”几个字。隽永、刚劲的行楷，扫清了连日来笼罩在我头顶的乌云。

　　最近几天，家中的电视大概是所有家用电器中最累的，从早到晚，它不曾得到过片刻休息。父亲就坐在电视机前，时刻关注着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尤其是深圳的情况，他恨不得把新闻内容全部背下来，以便叮嘱弟弟要怎么防范，什么地方相对安全。

　　所有的“忙着”背后，都是父亲不曾说出口的担心。记得他曾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两个，是我和你妈一生的心血，如果你们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劲？”原来普天之下的父母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子女而活，即使在别人看来活得洒脱自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其实是因为我不擅长告别，或者不敢面对那种略微有点伤感的场面。想说的话，都在前一天睡前说了，没有促膝长谈，也没有长篇大论，就简简单单的一句：

　　““嗯，你也好好搞，缺钱的时候说一声。”

　　那天夜里，是我回家之后的第一次失眠，或许是出于担心吧，但4个口罩应该够了呀，我为什么还是不安呢？

　　他过早地独立，过早地面对分别。以至于他早已忘记“哥哥”两个字该怎么发音。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弟弟已经在宿舍隔离了4天。他说每天在宿舍办公，到点有人送饭，学生工作繁杂，要更新、统计许多信息，很累但也很充实。

　　睡前收到他发来的信息，说之前买的口罩终于要发货了，让我记得收快递。想到马上可以拥有一包一包，一个一个堆叠起来的蓝，内心不禁产生一种安全感。

　　在弟弟抵达学校的第二天夜里，四叔开车送我和堂弟回老家。车刚行到加油站附近，就被拦了下来。检查的人核实证件后，我们被放行。轿车启动前，我们被告知14天之内不得返回。一路上，道路两旁停满了车，天南地北的牌照都有。在离家还有一大截路程的时候，一辆横亘在乡村公路上的拖拉机作为路障，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辆车上没人，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马路下面很远的地方，才有昏黄的灯火。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选择徒步往前走。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才顺利走到老家，沿途又经过了好几个路障。

　　回老家一周以后，省内的交通要道陆续解除路障，这似乎预示着“全民抗疫”的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侥幸心理或无知。

　　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爷爷奶奶还健在，乡村就不会从我们生活的版图上消失，我们就还拥有一片可以退守、避难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