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了解”

　　本报特约撰稿 丛 云

　　■在冬天，为那些孤单的情绪，看一看关于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叙述。

　　■所有的叙述都是基于了解。和孟京辉一起打造出话剧梦工厂的廖一梅，重新定义了“了解”两个字：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了解，需要的是强大的力量和宽广的自我系统，不能了解是因为你的软弱和狭窄，只有单一的接口。如果你足够有力，足够丰富，不以喂养和满足自我为目的，你会了解为什么对方“不了解”。了解也就达成了。

　　刘小东与喻红

　　《眼前往事 刘小东影像集1984-2018》，书中是画家刘小东三十余年来拍摄的照片两百余幅，与油画作品相比，摄影作品随意、原始而直接，其中有与妻子喻红的相恋，到刘娃的出生，第一张照片是1984年，喻红和朋友吕越在南戴河海边； 2017年，刘娃毕业典礼，和喻红在耶鲁。

　　照片里，能看到他用心注视对方的样子。1984年那张照片下面，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那年我们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再有两个月就要考中央美院了。

　　一毕业，我们就跑到北戴河和南戴河海滨去玩了一趟。其实我已经喜欢她很久了，却不敢跟她说话。我们俩好了以后，我就老有种做梦的感觉，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实现的。我从一个同学那里花了25块钱卖来一架旧的俄国相机，对焦还有点问题。

　　我们在海边拍了好多照片，相机太旧了，一会儿曝光过度了，一会儿对焦不准，总是有点小毛病。这里的几张是我挑出来的对那段日子强烈的记忆。

　　当时我心里还有些害怕，担心一切不是真的，都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在恋爱。所以我拍了海滩上的照片，其中有些是我偷着抓拍的，连喻红都不知道。

　　时间翻到1986年，喻红和小东站在北京护城河边，黑与白背后你确信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喻红穿着花裙子小东穿着白衬衣，两个人与美貌英俊这样的词语是不相干的，但站在那里就是一对璧人，眼睛里有神采，周围都是光亮，喻红有个性的样子，很像后来的一位女演员龚蓓苾；刘小东嘴角微微上翘，很奇怪地神似木村拓哉，最好年华里最好的相遇，在那一刻定格。

　　王澎与陆文宇

　　《造房子》里有建筑师王澍和妻子陆文宇的照片，显然是在他们的工作室里，一对中年夫妻视线一致地望向你，王澍在近处，额头宽阔；陆文宇在远侧，清瘦素面，有一种知道自己是谁的自信笃定。王澍叙述了一半对另一半的成就——

　　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先就养成的。认识妻子以后，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心灵还很充满。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

　　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

　　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

　　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她属于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个工资嘛，她只对她感兴趣的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荡，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场或者百货公司，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能适应这样一个状态。

　　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灯都挂在墙上。这个房子，如果说小的话，小到可以塞下八个建筑，它有多小呢？

　　琼·狄迪恩和约翰·格雷戈里·邓恩

　　然后是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80岁时是Celine广告图中女模特，硕大的墨镜映衬着她的白发，也遮住了她的眼睛，看不到她的心，她的心都留在文字里。她和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于1964年结婚，“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和约翰讨论的。

　　因为我们俩都是作家，都在家里工作，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充盈着对方的话语。我并不总认同他的观点，他也不总是认同我的观点，但我们信任彼此。

　　由于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会得到更多好评、进步更大，所以许多人认为我们必定处于某种‘竞争’关系之中，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必定会是一片布满职业嫉妒和愤恨的雷区。这番见解离真实情况非常遥远，对这种见解的普遍减持表明大众对婚姻的理解存在某种局限。”

　　走着走着，“人生突然改变。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那一刹那稀松平常。”

　　2003年12月30日，约翰在他们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中突发冠心病去世；2004年10月4日，她开始写作这本书，《奇想之年》被称为琼·狄迪恩的未亡人自白，那些琐碎的细节有超越语言的意义——

　　我们很少长时间或者长距离地分隔两地……每逢这样的情况，我们每天都会通好几次电话。我们把高额的电话费算作日常开支，就好像把高额的酒店费用算作日常开支一样，这样我们就能把金塔纳（两人的女儿）带在身边，飞到某个地方，同一时间在同一间酒店套房里工作。所以我的纪念物中没有信件，有的却是我们住在酒店套房时他送给我的一些物件：有一个圣诞节，我们在檀香山给一部电影救急重写剧本，他送给我一个轻薄小巧的黑色闹钟。

　　在那些圣诞节里，我们并不交换“礼物”，我们挂到圣诞树上的都是一些实用的小物件。这个闹钟在他过世前一年停住了，当时怎么也修不好，在他过世后，我更是没法将它丢掉。

　　我甚至必须把它摆在床头柜上，不愿意将它收起来。我还有一组水彩笔，也是那个圣诞节他送给我的，也是出于实用的目的。那个圣诞节，我画了许多幅棕榈树，风中摇曳的棕榈树，树叶低垂的棕榈树，被科纳风暴吹弯了腰的棕榈树。这些水彩笔早已经写干了，我却没法将它们丢掉。

　　我记得就在那一年的新年夜，我在檀香山体会到如此深刻的幸福感，令我都不想入睡了。

　　我们给用于重写剧本的打印机和电脑盖上花环，试图营造节日的氛围。

　　我们找出蜡烛，把它们点亮，还把金塔纳卷好准备挂在树下的彩带拿出来玩。约翰一直在床上读书，后来在十一点半左右睡着了。

　　金塔纳则下楼看热闹去了。我看着约翰熟睡的样子。我知道金塔纳很安全。我坐在阳台上，喝光了我们晚饭时打开的那瓶红酒，看着私下的烟火照亮檀香山的整个天空。

　　我记得约翰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那天是我生日，2003年12月5日。纽约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下雪，到晚上，积雪已有七英寸厚，还有六英寸的雪飘在空中。我记得街对面圣詹姆斯教堂的板岩屋顶有积雪塌落。

　　我原打算跟金塔纳和杰里（金塔纳的丈夫）去餐厅吃顿饭，现在也只好取消了。晚饭之前，约翰坐在客厅的炉火旁，大声读书给我听。他朗读的是我写的小说《公祷书》，当时他想要重读一遍，仔细体会其中的写作技巧，所以将它放在了客厅里……“妈的，”约翰合上书，对我说道，“以后别跟我说你没有写作的才能。这句话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我记得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

　　我现在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湿润。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书的结尾，琼·狄迪恩写道，“你必须感受潮水的变化。你必须跟随这些变化。他曾告诉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