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情与缘

　　11月9日，在徐剑新书《经幡》作者见面会上，汪兆骞与徐剑（左）畅谈文学情缘。(主办方供图)

　　两代“编辑人”与一名作家的编写故事

　　文学即人学，文章里讲故事，文章外有真情。

　　在徐剑新书《经幡》见面会上，现场访谈嘉宾汪兆骞和徐剑，一位是编辑家，一位是军旅作家，他们因文学结缘，相识很久。这场新书见面会，既是文学的对谈，也是好友间的会晤。

　　徐剑说感激汪兆骞父子二人：“汪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多年，责编过我的书。现在他退休了，他的儿子在《中国作家》杂志任副主任，继续干编辑，也责编过我的书。”

　　汪家两代人同时服务于一个作家，这在文坛上是少见的，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这中间的桥梁，就是文学。

　　徐剑与汪兆骞因作品结缘已有30多年了。在访谈中，徐剑一直称汪兆骞为“汪老”，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

　　20多年前，徐剑与汪兆骞同为一些刊物写稿子，一来二去也就有了交往。有着“作家”梦想的徐剑，在1993年他35岁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国战略导弹纪实之作《大国长剑》。当时正值春节假日，把稿子送给具体负责《当代》杂志的汪兆骞后，徐剑就回到了昆明老家。

　　回忆起这段往事，徐剑动情地说：“因为《当代》的门槛特别高，自己又是第一次写这种大部头作品，当时很没有信心。但没想到，春节回来后，汪老把电话打到办公室，说稿子用了。当时，通信不像今天这么便捷，我印象最深的是，汪老因为要调整部分内容，急于要联系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我，责问我怎么到处都联系不上。”

　　在当时，一个初入文坛的写作者，能在《当代》杂志发表作品，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大国长剑》发表后，因其以新视角充分展现火箭军将士的风骨风度风采而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先后转载，徐剑也一炮成名。《大国长剑》出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这本书也被称为“一剑挑了三奖”。

　　汪兆骞的儿子汪雪涛子承父业，继续着与徐剑的文学交往。徐剑的《东方哈达》《浴火重生》等作品，汪雪涛均为编辑，甚至连徐剑军事题材的封笔之作《大国重器》，也是汪雪涛担任责任编辑，可见徐剑对汪雪涛的信任。2018年，徐剑同莫言、余华等人一起获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在颁奖词中汪雪涛这样写道：“其人，春风大雅，有容乃大；其文，清灵毓秀，纵横捭阖。”这是对徐剑的赞誉，也是汪雪涛对徐剑的为人为文的尊敬。

　　2019年，徐剑从火箭军部队专业作家岗位上退了下来。在他60岁生日这一天，徐剑特意邀请汪家父子一聚，以感谢这两代编辑人对他的扶持和帮助。

　　汪兆骞慧眼识珠，坚定了徐剑写作的信心，使他在文学之路上脚步更坚实。而两代“编辑人”与一名作家的编写故事，也成为文坛佳话。

　　“我与汪家父子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徐剑对《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说，“今年我的新书《经幡》出版，按照出版流程，需要有专家的审读意见。《经幡》的审阅专家，正是汪兆骞。”

　　汪兆骞在评审意见中这样写道：“本书最大特色是采用‘此时此地’与‘彼时人物’进行对话的书写形式，每一个故事前后呼应，三个故事又形成时空上的关联，立体地呈现了西藏在我国近代各时期的社会风貌。作者为叙述者，更是观察者，思考者。视角在于今天，落点于昨天，交叉转换，依次展开，最终交结和融为一体，构成一部完整的百年藏地叙事。”

　　汪兆骞从艺术手法上对《经幡》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在这次新书《经幡》读者见面会上，已过古稀之年的汪兆骞先生，虽两鬓斑白，但很有精神，说话声音高亢，中气十足，声音中还有几分儒雅。他说读了徐剑的《经幡》后，“我对他抱有更大的期望。”

　　汪兆骞从徐剑身上看到了新的潜力，这可能来源于《经幡》的艺术技法。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编辑，汪兆骞先生的嗅觉是敏锐的，他从《经幡》中发现了徐剑新的潜能：“文学创作，是个‘物我化一、多元化一、言意化一’和内容与形式化一的辩证统一过程。《经幡》内容宏阔丰富，涉及藏区之历史、文化、宗教、地理、社会生活及人物命运；其文本也不拘体例，虚实结合，融随笔、散文、札记等丰盈的文学元素，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意识流动、刻画人物诸艺术手法，形成复调的书写。把本来可以各自独立的人物或各自独立的故事，结合了起来。”

　　徐剑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走下婚姻的祭坛》，散文集《岁月之河》《玛吉阿米》《祁连如梦》，长篇非虚构文学《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等9部，2014年3月出版散文集《玛吉阿米》。从徐剑的创作履历中可以看出，其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创作已经相当成熟了，此刻汪兆骞对其提出更高的期许，也是对他更大的鞭策。《经幡》的艺术尝试，是符合文学规律的创新；在文学文本的疆域开拓上，也是极有价值的艺术探索。也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两位好友再续前缘。

　　结于文学，归于文学，这就是文学特有的魅力，也是文学中独特的情与缘。

　　只要文学在，里面的情与缘就不会割舍

　　如果说汪兆骞与徐剑是因文结缘的话，那么汪兆骞的新作《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就是对“文学中的情与缘”最好的描绘了。

　　《我们的80年代》讲述的是汪兆骞在1980年代与22位作家交往的故事。那是文学发展的繁荣期，生于1941年的汪兆骞有幸参与了文坛的黄金时刻，作为编辑的他，每天除了对着文字工作，便是和一个个作家打交道。这本书，正是记录了他与文坛上一些知名作家交往的趣事。聂绀弩、王蒙、张贤亮、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梁晓声、张抗抗、莫言、铁凝、王朔、阿来等22位文学大家，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给我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作家面孔。

　　在11月16日的新书分享会上，汪兆骞分享了自己与“人民艺术家”王蒙亦师亦友的师生情。

　　196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的汪兆骞，第一次见到了王蒙。

　　“也许是与当时的社会气氛有关，王蒙看上去比较严肃。”汪兆骞说，王蒙是我们现代文学的辅导老师，后来与王蒙接触多了，特别是师生一起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从朝夕相处到倾心交谈，我们彼此有了较深的了解。”

　　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作家梦，汪兆骞也是如此。对于作家王蒙，他是无限尊敬，尽管当时王蒙被划为右派，汪兆骞还是与他交往密切。汪兆骞回忆，他们两人经常白天一起去颐和园玩耍，晚上回来聊文学，日子过得充实而又快乐。

　　1963年12月底，王蒙突然说他要去新疆工作，表示愿深入边塞新疆，以笔履践自己庄重的使命，将巨大的社会变革化作纸上的烟云，以镗鞳之声与时代相共鸣，一边劳动一边创作。

　　虽然王蒙离开了校园，但只要文学在，里面的情与缘就不会割舍。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汪兆骞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与王蒙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作家与编辑的关系。1994年王蒙开始创作“季节系列”，汪兆骞任责任编辑，王蒙的《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分别发表在同年的《当代》上，后出版了单行本。2000年，四部“季节系列”统一装帧，成套出版，汪兆骞也是责任编辑。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风靡全国的青年作家王朔，他的作品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但在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对王朔小说的毁誉不一，对青年文学写作者关注的现象，特别是王朔的小说人物呈现的生活方式的玩世不恭及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引起了汪兆骞的关注。他专门与好朋友、评论家雷达探讨过上述对王朔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

　　王朔是从《当代》走上文坛的。“为了鼓励文学新人，我们特别授给他《当代》新人奖。”汪兆骞说，“自从我们一起几次参加《啄木鸟》笔会，也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比王朔大18岁，很多青年作者都戏称我为‘汪爷’，‘汪爷’竟成了我在北京文学圈子里的称谓。”

　　与年轻人交朋友，保持一颗年轻富有朝气的心，是汪兆骞发现和培养年轻作者的“秘诀”。在与王朔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王朔小说骨子里原本就有真善美，只不过被外在的调侃、戏谑包裹起来而已。

　　“王朔的小说，功力在语言上，他那赋予了新特性的‘京片子’语言，就足以让读者在妙趣横生中，享受着永不乏味的快感。请注意，小说就是在‘我’和杜梅的相互吸引和争吵中，把20世纪90年代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心态‘陌生化’、典型化了，从而呈现了庞大都市里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调侃中爆发着幽默，戏谑中羼杂着眼泪。”汪兆骞这样写道。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汪兆骞较为喜欢的是短篇小说。“忽视短篇小说创作，文学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2004年8月，汪兆骞在与阿来饮茶喝酒聊天时，曾坦率地向阿来表明了这一看法。当时，阿来也非常赞同汪兆骞的观点。与阿来相聚，所谓饮茶喝酒，通常也只是阿来喝酒，其他人品茶。在汪兆骞的印象中，阿来有两个特点，爱喝酒，好读书。“酒会让阿来越来越兴奋，正如阿来的创作，通常是即兴的，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汪兆骞说，“这种给他带来无穷乐趣的即兴，缘于他作为诗人的本性。”

　　在《我们的80年代》新书分享会上，有很多年过半百的读者，手捧鲜花前来，脸上满是钦慕之情。他们都是汪兆骞的学生。看到当年青葱年少的学生，现在脸上也出现了皱纹，而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也早已满头白发，汪兆骞感叹良多。他向学生自嘲道：“当年的年轻小伙子，一晃都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了。”学生们也一如往日的调皮，纷纷说道老师还年轻得很。因为文学，往日的师生又在此相聚一堂，跨越时空，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校园岁月。

　　文章里讲故事，文章外现真情。文学即人学，它讲人情，道人心，看人性，文里文外，都有不尽的缘分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