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写作不单是跟自我相遇

　　张玲玲，生于1986年，曾历任记者、编剧等，代表作《嫉妒》。

　　张玲玲笑起来恬静优雅，跟明星高圆圆颇为神似，也有文艺气质。然而她一开口，敏捷的思路、缜密的逻辑配上极快的语速，立马让人感受到曾经的记者生涯在她身上留下的烙印。近日，张玲玲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的专访，讲述了自己与文学一路结缘的故事，以及作为“天赋不足”的创作者该如何进行创作的经验。

　　阅读要“一帧一帧”看故事

　　“大学前读书并没有什么选择，有什么读什么，匮乏的时候，我连有字的纸张都不会放过。”张玲玲回忆，自己小时候随祖父母生活在镇上，读书资源很匮乏。因为父母在上海工作，偶尔会带回一些书作礼物送她，《安徒生童话》《爱的教育》等经典读本，陪伴着她的整个童年。

　　因为对文字的热爱，张玲玲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她回忆，大学时班中的学习气氛特别浓郁，阅读的较量贯穿了4年青春，每个人都在比拼谁读得更多、更小众，理解上更胜一筹。上大学第一天，她便听一个学长说家中藏书有5000余本，这个数字让刚从小城市进入校园的张玲玲感到深深的震撼。

　　“那个时候跟身边很多天赋异禀的同学比起来，自己时常感到自卑。”张玲玲说，当自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经典小说时，别人已经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二十世纪之后的现代小说。

　　但这种自卑也成了张玲玲读书的动力。她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去弥补差距，最多的一年她看了超过300本书。那时候，没有足够的钱把书全都买下，她只能去书店“探宝”，一旦遇到没塑封的好书，她便蹲坐在书架旁把书一口气读完。

　　现如今，张玲玲家中的藏书已有近4000本。大量的阅读，为她能走上写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她看来，即使没有天赋的写作者也可以通过训练来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而阅读和模仿就是最好的捷径。阅读时不是只看字面，而要做到“一帧一帧”地看故事，深入遣词造句和内核思考，读的越细越精，收获也就越大。读完之后，要刻意对自己进行逻辑训练，可以先模仿知名作家进行写作，长久的练习必然可以有长足的进步。

　　未经展开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

　　张玲玲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学天赋”的人，也没想过能当作家。毕业后，她选择进入媒体成为了一名记者，“记者的职业提供了一个观察真实世界的窗口。”张玲玲说，多年的采访中，她得以旁观更多人的人生，看到更多元的世界，积累起多种多样的写作素材。

　　“做记者培养了我观察的耐心，在过去对采访对象长期的观察里，我逐渐训练起自己长期观察事物的能力，在不断的凝视和回首中沉淀思考的深度。” 她坦言，新闻写作还为她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学会了如何用最言简意赅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信息、有条理地说清一个事件。

　　张玲玲说，做记者时颇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这也影响到她后来的创作。例如轰动一时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给了她极大的震动，让她萌生了创作一部罪案题材作品的想法，小说《无风之日》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而讲述拆迁户故事的小说《平安里》，灵感也来源于她做记者时与“钉子户”们的深入接触。

　　在离开报社后，她进入一家影视公司成为了一名编剧。编剧的工作，让她拥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文学作品，也开始思索什么样的作品更具有IP价值。写剧本讲究审美和戏剧性，同时不能超脱真实的框架，无论人物对白还是故事逻辑，都要站得住脚，新闻出身的她必须要去学习故事设计和人物小传的写法，而这样的训练也为张玲玲日后的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

　　当编剧那段时间，除了额定的剧本任务外，张玲玲每个月都要交故事细纲和创意。这些未经展开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当时虽未发芽，却被她带回了上海，成为了她创作的宝库。这些种子在张玲玲的笔下渐渐成长开花，形成了中篇故事集《嫉妒》，书中收录了同名小说《嫉妒》，以及《岛屿的另一侧》《破碎故事之心》《似是故人来》《去加利利海》《无风之日》和《新年问候》等。她从青年、中年、老年的三种视角， 娓娓地讲述了发生在南方城市的七个故事，切入当代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困局。在每一个故事中，都透出作者对人生选择的思考，字里行间流淌出透着江南水乡的灵动秀美。

　　从不断的学习和一次次自我否定中重新起步

　　张玲玲的文字读来沉静、稳重，叙事节奏不疾不徐，和她快节奏的语言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文风是在写作时控制的结果。”由于是个急性子，张玲玲反而更希望自己能像她喜欢的门罗、沃尔科特等文学大家一样成熟、优雅，并着意训练着自己的写作文风。张玲玲对凯尔泰斯·伊姆莱、库切、耶利内克等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很欣赏。她不仅在行文风格上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影响，在阅读过程中思维逻辑也得到了训练，极大地扩容了她写作短篇小说的可能性。

　　张玲玲告诉《中国青年作家报》，她的文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不断遇到问题和困境。故事编不下去、人物立不起来、找不到合适的视角或叙述腔调、语言生涩、气息不顺、结构失衡、写到一半感觉失去意义等等……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且在创作的过程中反复出现。

　　“对付这些问题我只有两个笨办法，一是阅读，二就是硬写，读更多更新的文本，做更深入更艰难的尝试。”张玲玲说，她常常对自己过去的创作怀有一种羞愧之感，自己的写作正是从不断的学习和一次次自我否定中重新起步的。

　　自认为没有天赋的张玲玲对于创作总是一丝不苟，甚至带着几分敬畏。她笔下的故事虽然有现实的灵感，她却从不敢太过依赖原型，因为“会有创作伦理上的不道德感”。

　　写作前，她总是做足准备才肯开始动笔。写罪案小说《新年问候》时，她去档案馆搜集资料、做社会调查、跟警察朋友聊天，然后才在心中勾勒故事结构和大致走向，确立主线人物，再写细纲和情节线。她还有另一种写法，即开始时只有框架、结构和主要人物，知道大概会做哪些叙事尝试，某个章节某个人物会出场，但不会细化到每一条行动线。“预设外的总比预设内的要好。”她补充说道。

　　作品初稿完成后，接下来她会进行不断的修改。在张玲玲看来，修改极为重要，细细地打磨是写作者的责任。她喜欢把作品放一段时间后再回头看，这时就会产生新的判断，去反思一些细节是否有必要，句子是否精简流畅、能够传递更多信息，就连人称的前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切换，她都会细细斟酌，力求作品的质量。例如《似是故人来》的第一章，她写不过两天，改却改了一周的时间，修改这本小说集更是花费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废稿是原稿的几倍。

　　谈及对青年写作者的建议，张玲玲表示，有些青年写作者感到自己生活中没有足够的积累，也不必因此放弃创作的尝试。写作绝非只有现实或现代主义两条路，作者们可以从写别人的故事开始，并且写架空和幻想也不是什么问题。“可能到某个阶段，作者们又会回到熟悉的人事写作，但跟早期的理解会有所差别。即便一开始是经验写作，未来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处理陌生题材、陌生领域等问题，毕竟写作不单是跟自我相遇、也是跟他者相遇的过程。”张玲玲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