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记忆

　　一名观众在观看展品“亚酌”青铜钺。

　　一块卜骨展品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近190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等实物构成的叙事链条，共同讲述那段甲骨被发现与发掘的惊世过往，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曲俊燕/摄

　　编者按：

　　3000多年前，商人将一个王朝的记忆埋入地下；120年前，甲骨成学，却逢家国飘摇。有人将之视为生意，有人将之视为记忆，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罗振玉在刘鹗家中初见甲骨实物时的一句话，很能说明今日愿为甲骨学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数十载的学者之心境：“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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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听过“甲骨文”三个字。有人以此命名公司，有人用来命名书籍，你的手机里或许还有甲骨文表情包，而我们写下的每一笔汉字，都与甲骨文有着某种联系。

　　它离我们这么近，却又那么远。这些由细线条刻划出的古老文字留存在残破的龟甲、兽骨上。它们太过艰深，以至于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时，慕名而来的观众大部分只能带着好奇来，又带着不解离开。

　　国博为这场甲骨文文化展取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名字——“证古泽今”。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推了1000多年，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

　　所谓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的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不同，甲骨文一直绵延流传，逐渐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汉字。甲骨文不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被视作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

　　一片甲骨上完整形式的卜辞，包含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叙辞记占卜时间、占卜者和地点；命辞记占卜的具体事情，也是卜辞的核心内容；占辞是视兆纹判断事情的吉凶，是占卜的结果；验辞记录占卜过后的应验情况，但多数卜辞只有叙辞和命辞两部分。

　　甲骨上显示的商王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迷信”的。从国家大事，诸如农业、军事、外交、气象，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都要算上一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说：“搞了40多年甲骨学研究，每次看到甲骨文都像在与3000多年前的古人对话。”

　　有一次，宋镇豪看到一则“内有忧，外有忧”的占卜，也跟着为古人担心起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征伐。宋镇豪觉得，这些甲骨文还原着失落的商王朝。它庞大、古老、神秘，却因这些文字的留存，显得鲜活起来。王病了，王做了什么梦，王遭遇车祸，王的妻子生男生女，王对战争担忧，奴隶逃跑了，天象不吉了……这些活生生的细节，都靠着甲骨文才让后世得以窥见一二。

　　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有触摸到中华文化根脉的可能性。而这一切，还要从一位关键人物说起。

　　1899年，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鉴定并开始购藏甲骨。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甲骨文，有人称之为“契文”“书契”“骨刻文”“龟板文”，也有人从功能上称之为“卜辞”。直到1921年，史学家陆懋德提出“甲骨文”这一称呼，这也要在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甲骨文以后才逐渐被接受。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出版；1904年，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完成。这两部标志着甲骨文走向学术研究的著作里，“甲骨”还不叫“甲骨”。罗振玉为《铁云藏龟》写的序言里，称其为“龟板”。

　　甲骨文似乎有一种力量，能将人类拉回到自己的幼年时期，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于艰难与懵懂中，就算是饱读诗书的清末名家也不能例外。他们必须从“认字”开始，专业说法叫“考释”，即考证古文字的源流并加以解释。

　　因为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一些常用字比较容易识别出来，比如日、月、山，但更多甲骨文字直到今天还是待解之谜。目前，已经整理出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其中被释读，学界已有共识，能与现在使用汉字相对应的不到三分之一。

　　识字在当时是第一步，却还不是最要紧的。王懿荣在八国联军攻破京城时悲愤自杀，他的大批甲骨被刘鹗收购。刘鹗正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字铁云，《铁云藏龟》正是刘鹗在好友兼亲家罗振玉的建议下完成的。甲骨文也因此以拓印出版的方式，第一次从私人书房被推向学界。有人称之为“甲骨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并不夸张。

　　有轰动，就必然有质疑。当时的学者对甲骨文的真实性也存在疑虑，会不会是刘鹗、罗振玉为了吸引眼球“炮制”出来的？过去，青铜器、竹简、玉器等载体上铭刻的文字，学界都见过，但这骨头上的字，实在是未曾见过，又缺乏考据。

　　这些怀疑直接指向甲骨文发现的关键性问题：出土地点在哪里。1908年，罗振玉多方访问，最后得知甲骨文的确切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他在《殷虚古器物图录》中写道：“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洹水，就是今天河南省北部的安阳河。1910年，他又考证出甲骨文出土地小屯村是“武乙（商朝国王）之墟”。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骨学与殷商史专家王宇信曾在《甲骨学通论》中讲到罗振玉考证地点的意义：“其一，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其二，扩大了甲骨文的搜求，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其三，扩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为考古学研究积累了资料；其四，确知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对确定小屯村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为晚商遗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确定，进一步促进了1928年以后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从而为殷商考古学的研究开了先河。”

　　甲骨学早期研究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王国维，他确证了《史记》对于商王世系记录的基本可信。1917年，他完成了著录考释甲骨文字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还完成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

　　王宇信说，王国维的“二考”标志着相关研究从“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殷周制度论》标志着对卜辞作综合比较研究的开始。在王国维的著述中，可见其对礼制、都邑等文字背后的内容进行探究。也是从那时起，兽骨龟甲上的文字，不再仅仅是“字”那么简单，学者的研究视野也不再局限于文字训诂。

　　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学者对甲骨重金求购，让盗掘变得更猖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一曼说：“120年来，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5万片，其中大多数是1928年前农民私掘出土，科学发掘的有3.5万余片。私掘所得的甲骨，出土状况不明，且多属小片，大多数文字较少。”同时，大量甲骨流出中国，对我国学术研究造成重大损失。

　　私掘的问题所在，凸显了科学考古发掘的优势。刘一曼说：“考古发掘品，不仅可确知甲骨所出的具体地点、坑位、甲骨埋藏情况及同出的其他遗物等，还避免了鉴真辨伪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傅斯年便派遣董作宾等人到安阳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前后经15次发掘，加之从村民、私人处收购，至1937年共获得甲骨28631版。也是在此时，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与同仁达成共识，今后这些考古发掘品不供私藏，应留待公藏。

　　这是中华文明的幸事。考古出土的甲骨，大块、完整、文字较多。1929年，小屯出土的4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被称作“大龟四版”。董作宾据此作《大龟四版考释》，首创“贞人说”。贞人，即商代负责占卜刻辞的官职名称。而后，董作宾又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五期分法与十项标准，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可供遵循的体系。

　　而1936年6月12日发现的YH127坑，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那是一个圆形窖穴，位于小屯村北张家七亩地中。在这里出土的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就有17088片，完整的刻辞卜甲有300余版。YH127坑甲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是殷商武丁时期埋藏、商王室有意保存的一批占卜档案。我国甲骨学研究大家之一胡厚宣，根据此项发现并结合此前资料，写出《甲骨学商史论丛》两集。他的新见解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阻断了殷墟的系统性科学发掘，直到1950年春才得以重启，迄今仍在继续。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认为，甲骨文之所以被国际学术界重视，因为其证实与揭示了中国早期王国——商的存在，利用甲骨文深入研究当时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军事组织、生产方式、宗族形态、宗教观念等，及其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人类文明史提供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国家模式。

　　朱凤瀚说，甲骨文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不少卜辞，即使文字都认识，也未必能理解”。因此，甲骨学也被称为“绝学”，长期被视作冷门学科。不过最近，它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首次国家层面举办的纪念活动。这一个月，从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到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人民大会堂到教育部，学者们一路奔波。在一次座谈会上，宋镇豪还颇自责地说，这些天他每天给自己定的工作目标都没完成，活动结束后要尽快回到学术环境里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宋镇豪的导师胡厚宣历时20多年，主持整理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现在，学生继续做着甲骨学的基础性工作。过去留存的资料是黑白、平面的拓本，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宋镇豪等学者正将高清照片、摹本与拓本相结合。他还在探索对甲骨的三维建模，使著录工作从二维转向全息，让甲骨蕴藏的文字以外的信息也得以著录。

　　近年来，学界探索甲骨文的活化利用时，既有甲骨文破译“一字十万”悬赏之下的学术成果，也有很多乱解乱用现象。宋镇豪说：“研究甲骨文，最大难题不是考字。人们常会陷入误区，好像好多字不认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字在卜辞中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有今天的字能对应它。”朱凤瀚说：“考释文字宜将重点放在未能释读的关键字词上，使一个字的获释能解决一大片相关问题。”

　　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对“裒田”之“裒”字的考释，促进了有关商后期农作性质、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劳动者身份问题的解决。又如，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通过对一些甲骨文字的考释，综合考察了商后期的农业生产、宗族社会以及侯、甸、男等职官的起源。这都是由文字释读而解决一系列问题、并推动商史研究的经典范例。

　　与古老的甲骨文相比，甲骨学还很年轻，并且早已不是单一的对文字的研究。许多甲骨学专家在不同场合都提到，甲骨学需要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文化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背景，亟需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协同创新。

　　研究的基础在于，全国甲骨文“家底”的清查和著录。宋镇豪说：“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的抢救性保护，要把甲骨文材料著录、公布出来，而不是藏在库房里。”

　　1903年，罗振玉在刘鹗家中初见甲骨实物时的一句话，很能说明今日愿为甲骨学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数十载的学者之心境：“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