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作家要长期深耕自己的土地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陈彦为读者签名。（作者供图）

　　2019年，对于作家陈彦来说，是一个收获之年。无论在戏剧界还是在文坛，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

　　34年前的1985年，25岁的陈彦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剧团已创作了十多部现代戏，其中有4部戏在3个剧团上演。才华初绽的陈彦，受到省里重视，从镇安小城被“挖”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专业编剧。至此，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从省行政学院到中国剧作家协会履职，40年来，陈彦横跨戏剧、小说、电视剧、歌曲、散文、随笔、书法等多个创作领域。从最初一篇散文、一部戏剧作品开始，陈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辛勤笔耕，从戏剧作品《九岩风》到戏剧代表作“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他几乎包揽了戏剧界所有最高奖项。2019年8月，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荣登“中国好书”，荣获第十五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大奖。根据同名小说《西京故事》改编的电视剧，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播推荐剧目在各大卫视上映。

　　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

　　“我第一次在省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散文，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回想起第一篇文章见报时的情景，陈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成了就成了，不成的，害得一辈子疯疯癫癫找不着北，最后连普通人的日子都没得过。

　　“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40年，于我而言，创作就好像是钟表的发条，有条不紊地持续地走着，数十年如一日。”陈彦说。

　　“茅盾文学奖对自己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首先要感谢自己出生的土地——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陈彦说，镇安文学热应该是当是那个时代“文学热”的一个缩影。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读书成为镇安青年的一种时尚，出现了一批喜爱文学的人，大家纷纷写小说散文，作家在年轻人眼中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陈彦的文学梦也是在那个时候启航的。

　　“我在文艺团体工作这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陈彦说，他工作之余，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下班吃完饭后，第一时间就钻进书房，拉上窗帘，将台灯压低，开始阅读和写作。

　　陈彦还有晨跑的习惯，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他背诵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目，背诵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阅读近百种图书的“笨功夫”和那些在深入“咀嚼生活”中见到的人和经历的事，都成为陈彦创作的资源宝库。

　　“我喜欢写舞台剧，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喜欢唐诗、宋词、元散曲。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动，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陈彦说。

　　陈彦一步一个脚印，以不懈的努力为新时期戏曲舞台奉献了一部部高质量的剧作，先后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首届“中华艺文奖”，戏剧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他创作的《迟开的玫瑰》问世至今，多家剧团移植，在舞台上存活22年，演出上千场，观众累计达百万人次以上。陈彦与女儿陈梦梵历时两年创作的话剧《长安第二碗》，自2019年8月23日首演以来，连续6场，场场爆满。

　　创作熟悉的、反复浸泡过和发酵了的生活

　　陈彦说：“作为创作者，我深感深入生活，扎根土地、扎根人民的重要。几十年的创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块儿生活琢磨透了、烂熟于心了，在那里下手，必有所成。相反，哪儿热闹往哪儿钻，见别人在那儿秋收满满，立即扑进去手脚并用，往往别人收获的是金子，而自己打捞起来的却是砖头。作家、艺术家要有自己长期深耕的土地，只有像农民参透了他家园的古往今来，才可能深刻认识天象、气候、耕地、人畜的习性与脉动。”

　　陈彦告诉笔者，在创作《大树西迁》的三年时间里，他在上海交大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4个半月，采访过100多位相关人士，录音攒了几十盘，到最后成稿文字不到3万字。陈彦说，当时创作时，他选择了很多路径，最终还是“从西迁中的最普通人说起，用一个最不愿来西部的年轻教师的一生，折射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情怀”。

　　陈彦在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时，经常去单位对面的劳务市场，还经常到周边的八里村、木塔寨等农民工集散地，跟踪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与他们聊天寻找素材，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陈彦说：“创作《西京故事》时，我搜集的素材特别多，而舞台剧的容量有限，完成之后觉得没有把自己了解的生活用完，还有很多东西意犹未尽，便想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才写了50万字的《西京故事》。”

　　“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觉得好玩儿、有意思。创作《主角》写到最大的场面，十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就在小说里设置了十万人看戏的情节。”

　　在谈到《装台》和《主角》时，陈彦说，长篇小说《装台》写搭建舞台的一帮农民工，和《主角》是连贯的，同时也是一种象征。“我们的生活中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负责搭舞台的。舞台剧创作的经验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戏剧把生活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删繁就简，要做很多工作，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要向戏剧借鉴。更关键的一点，这三部小说都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最大的积淀是生活。凡写长篇，七八十万字的篇幅，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都要调动起来使用。”陈彦说。

　　“写作的方法有千条，对于我，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熟悉与浸泡。不熟悉的生活，我一个字也编不出来。不是说必须亲身经历，而是书写对象，我们需要用各种办法去努力接近，最终骨骼与皮肤都可感时，才能下笔。我之所以要反复写西安，写陕西，甚至写秦腔，写文艺团体的那些生活，就是因为熟悉。”陈彦无论是戏剧还是文学创作，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咀嚼生活，取材底层，一直都在关注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深入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以悲悯之笔，回应和解读社会问题。

　　生活与阅读缺一不可

　　“《主角》展现的是从1976年到2016年4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涌动，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工进城，西方艺术引进，秦腔成为博物馆艺术，直到当下民族文化又被重视并得到提升。对于传统的坚守，一定要转换成民族自觉的文化心态，这样在世界文化中才能站稳。”陈彦说，创作《主角》时，几乎不需要做任何采访，只需要一些印证，一切都了熟于心。

　　《主角》全书一两百号人物，似曾相识，但又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的。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都不具备艺术化的典型形象需要，必须虚构。“现实中没有忆秦娥，也没有秦八娃，更没有叫‘省秦’的剧团。老艺人我一生倒是遇见不少，但他们都不是直接就有了小说中的那种风貌，有时需要集合起好几个人来才能完成一个形象塑造。”陈彦说。

　　“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化样貌的镜子，无论如何吸收借鉴外来资源，都不能以埋没自己的传统为代价，我希望通过研究经典，效法先贤，找到民族化的表达方式。”陈彦认为，中国小说要在传统里找到中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作家还是要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的认知。中国的水土，应该生长出适合本国人欣赏的文字。

　　“文学艺术创作是应该努力让生活去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让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让日子说，让年轮说。作者只不过是用一个箩筐，去尽量把它们原汁原样地装进去而已。当然，不能没有装法，装不好，里面是盛不了多少东西的。”陈彦坦言，对作家来说，生活与阅读缺一不可。

　　陈彦提醒要投身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必须进行两个要害建设，一个是感受生活，一个是下苦功夫读生活。“读书是一个创作者一生的功课。虽然在搞文学创作，其实我的读书，绝大部分，与文学艺术无关。我认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把眼光只盯在文艺上，反倒对创作是有害的。文学艺术是为了表达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与思考，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里面去反刍，反刍到最后，就只剩下圈子里的狂欢了。”陈彦说，积累生活和大量阅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心应手”四个字——无论怎么介入社会，我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而创作是需要对所表现的事，有全息形态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好其中的一鳞半爪。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是不能去涉足的，要涉足，就需要做大量功课。有些功课，是需要用一生去准备的。

　　“无论是讲好我们的故事，还是诉说好我们的价值，都需要在持守文艺创作规律中有序前进。”陈彦告诫青年创作者，时代的大舞台给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书写题材，只有深深扎根土地，扎根人民，苦苦探究，唯有汲取丰富的精神生活营养，沉下心来，下苦功夫酿蜜，才是创作者这只蜜蜂的沧桑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