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科学大奖颁给青年学者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聚光灯再一次投射到科学家的身上，只不过这次的主角，并非白发苍苍、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而是50位平均年龄40多岁的青年科学家。他们中，有17人的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有9人在35岁以下，最年轻的，不过才32岁。

　　11月2日，首届“科学探索奖”在北京颁发，这50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孔集体亮相。在此之前，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对公众而言只是个陌生的名字，其中不乏既未戴学术“帽子”也不属于任何学术“圈子”的年轻学者——50人中，有8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获奖的背景和经历。

　　这样的结果，不管是在我国以往的科技奖励体系中，还是在诺贝尔奖等国际科学大奖的统计中，都实属罕见。

　　在11月2日的颁奖现场，“科学探索奖”监督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奖，与很多其他成就奖、成果奖不同，它不是奖励过去，而是支持未来，鼓励青年才俊探索科技前沿。

　　事实上，这个新生的科学大奖甫一面世，就打上了“青年”烙印。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与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携手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陈十一、张益唐、施一公、高文、谢克昌、程泰宁、谢晓亮、潘建伟，共同发起设立这个名为“科学探索奖”的奖项。其中的14位科学家，都是当代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却将眼睛瞄向了“下一代顶尖科学家”：这个奖，要奖励的是青年学者的“未来可能”。

　　“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29岁、发明电灯时31岁，牛顿发明微积分时22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37岁……”

　　颁奖当天，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在致辞中一遍遍提及这些人类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说：“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或发明，都产生于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的青年时代。我们最应该做的，也是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通过实际的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心无旁骛、忘我投身科研的外部环境。”

　　他所说的“实际支持”，对“科学探索奖”来说，就是连续5年给这50位获奖者，每人每年60万元、总计300万元的奖金资助。

　　更为重要的是，获奖的青年科学家将享有奖金支配权——不必每年都向资助方提交经费使用情况，奖金即便不用于科研工作本身也仍被允许，比如“还房贷”。这一做法，在国内以往的科技奖励中也并不常见。

　　颁奖前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等媒体集体采访时，多位“科学探索奖”获得者谈及奖金用途，并不讳言地提到了“要支持家庭”。

　　“我的奖金使用，可能要用在家里。”北京大学研究员刘颖回答这句话后，很快补充了一句，“毕竟我们还有房贷。”

　　“我可能也会用于年轻人压力最大的地方——还房贷，可能还会在我原来的中学设立一个奖学金，鼓励他们做更多科学探索。”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说。

　　这些朴素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人在青年时期做科研以及其他工作的辛酸与不易。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说起她刚回国的那段经历：上下班交通不便、距离也远，每天要花4个半小时在路上，而且孩子还不到3个月，非常影响人的心态。

　　“我们年轻人，在打拼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诱惑，这些都或多或少会影响你的工作。”付巧妹说。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科研状态，是心无旁骛——不必为了经费，为了生活而焦头烂额。

　　300万元奖金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这一点。马化腾说，推出这一奖项，就是希望帮助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青年科学家，让他们在“寻求创新又尚未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得到“雪中送炭”的帮助。

　　今年年初，发起“科学探索奖”的14位科学家，对外发布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300万元奖金不算是小数目，但获奖人不需要说明用途，无论是用于科研，还是舒缓生活压力，都不会受到任何干预。科学探索奖在意的是人，是忘我的境界，是一往无前的精气神，而不是投资一个项目，奖励一项成果。”

　　32岁的浙江大学教授李铁风，就是这次“科学探索奖”最年轻的得主。站在领奖台上，他说自己就像回到儿时的欢乐时光。这欢乐就是郊区机场看飞机，还能在大草坪抓各种飞虫，和许多“熊孩子”一样，他那时也有“夺命三连问”：“飞虫为什么能飞？”“有翅膀就能飞？”“飞机怎么不像虫子那样飞？”

　　后来，他知道了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牛顿苹果落地、莱特兄弟的飞机翅膀都关系着“力学”这二字，再后来他知道了伯努利原理、空气动力学和仿生，于是他学了力学，直到现在研究力学。

　　“或许我们的探索仍然初步或笨拙，仍可当作是对自然、生命以及科学之美的谦卑致敬。”李铁风说，希望自己做力学的前沿交叉研究，能从技术科学层面为人类探索贡献“轻舟济沧海”的一个螺钉。

　　当天，97岁高龄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以“科学探索奖”发起人的身份，出席了颁奖仪式，并在仪式最后上台给这个奖项“点赞”。他说：“‘科学探索奖’特别是为比较年轻的学者（而设），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想法。”

　　作为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熟稔科学探索和科研工作的规律。他说，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生有两个“最困难”时期，一个是做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是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的5~10年。

　　做研究生的时候，要选研究题目。杨振宁说：“这时候的我们，学习的是已有的知识，但做研究，（却）要改变，要发展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是困难的。”他坦言，1947年就是他一生中“比较不开心的一年”——那一年，他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至于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的5~10年，则要选择研究领域，并要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一个能够站得住的成果，这在杨振宁看来同样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这些青年学者“最困难”的时期，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他们之中，就有可能诞生新的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不仅是科学探索奖的15位发起人之一，还主动要求参与评审，担任了数学物理组的评委。

　　“科学探索奖”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腾讯副总裁王妩蓉向记者透露，执行委员会考虑到杨振宁年事已高，建议他“做顾问就可以了”，但杨振宁却主动要求“参与得更深入一点”。

　　“他对中国最大的青年科学家资助奖项寄予厚望，更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充满期待！”王妩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