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均斌 见习记者 朱彩云
选择安徽,选择合肥,刘青松觉得自己来对了。2012年,这位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结束了在哈佛的工作,回国加入位于合肥科学岛的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肿瘤药物学。
7年间,刘青松和其团队以“细胞工程关键技术”为核心,发展了靶向药物评价的BaF3工程细胞体系,填补了国内该技术体系的空白;发展了肿瘤原代细胞可再生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技术,为广大癌症病人,特别是中晚期病人寻找可能的用药方案;同时,其正在建设中国可再生癌症原代细胞生物银行,为中国人的病理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基础科技支撑……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公司,这些年,刘青松创立的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普瑞昇”)转化了大量最新的生物医药科研成果,打破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多个“卡脖子”因素。如今,中科普瑞昇已经成为安徽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
回想这一路的历程,刘青松很感慨,“从薪酬来说,安徽远远比不上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来安徽?就是因为政府给了年轻人向上发展的空间。比如中科普瑞昇,如果没有政府的决心和帮助,我们不会走得这么快。”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虽然已逐步地从低端仿制过渡到高端模仿和跟跑阶段,但真正原始创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磅炸弹”药物基本为零。生物医药产业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芯片”——细胞模型,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
为了打破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多年前,刘青松团队就开始研制细胞工程的关键技术,终于在2015年取得了突破。在取得初步的临床概念性验证后,他们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符合产业化标准的实用技术产品。
“与做科学研究不同,公司化的运行,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首先要解决正规资质问题。”刘青松说,针对医疗机构的新技术,都需要申请特殊的资质,建设合规的实验室。然而,中科普瑞昇要做的临床精准用药新技术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如何建立资质、申请什么样的资质,地方监管机构也不是很清楚。
没有标准,政府相关部门不知道如何批复,刘青松团队也没有经验,事情陷入了僵局。“全球创新的速度是很快的,像我们的产品想参与全球竞争,必须争分夺秒,你等几年就失去了竞争的先机。”刘青松着急,合肥高新区看在眼里。为了让企业先干起来,合肥高新区一位领导写下保证书,让项目先“上马”。中科普瑞昇因此获得相关资质,走到了现在。
“政府有担当,企业才敢创新。很多前沿创新是没有对标的标准的,但我们不能一直在后面跟着人家干。担责是有风险的,合肥的领导就愿意给我们舞台。我们创业的整个过程,他们帮了我们太多,我感受很深刻。”刘青松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科研人员,除了做实验发文章外,其它事是不在行的,更别说做企业,那更是两眼一抹黑。
生物医药创新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必须对接市场前端。“技术研究想体现我们的价值,得往市场推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刘青松团队也遇到了许多科技人员创业的问题。在这过程中,他最大的感受是政府像个“保姆”,把服务做到了家门口,从企业管理、工商税务到环保审查、资质建设等各方面,都帮企业考虑到了,“我们就安心搞科研、搞转化。”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为激励人才创新和促进成果在安徽转化,近些年,安徽省先后出台了《安徽省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关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人才工作的意见(试行)》等人才创新政策,用政策措施不断营造适合于人才发展的环境,广泛吸引海内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落户安徽创新创业。
而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安徽省将其科研队伍列为高层次人才团队给予专项支持,助推企业快速成长。刘青松团队就是政策的受益者。
“中科普瑞昇刚创立的时候缺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融资,团队成员只想搞科研,不想和企业绑定,政府就建议我们申请高层次人才团队,享受股权激励等政策。”刘青松说,这个政策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很大,政府出钱入股,企业发展后随时可以按低价回购;如果五年内企业完成了当初和政府约定的一些目标,政府就会将股权无偿奖励给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大被调动了。“大家都没想到政府会这么支持我们,而这对于企业来说意义重大。”刘青松表示,很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后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盈利,这时候政府资本入股,对市场投资者来说就是利好信号,传递出信心;同时,企业发展后,初创公司创始人很容易因为资本因素丧失对企业的主导权,而政府资本就很好的保护了创始人的利益。“政府基金就没打算赚钱,相当于企业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你企业待着,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退出。”
种种制度的设计令这位科研先锋十分满意,“我们能感受到政府对人才的尊重和扶持,很多时候,创新活力的涌现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是否有舞台供科研人员尽情发挥,在这点上,安徽找准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刘青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