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我“好读书读好书”

　　艾克拜尔·吾拉木 （作者供图）

　　阿图什是新疆著名的教育之乡，我的高祖父巴依霍加大约在1840年至1921年间就生活在这里。曾祖父艾山巴拉吉约1890年前后，从阿图什出发沿丝绸之路到酒泉、兰州、西安、上海等地拉驼队进行商务活动，本世纪初在哈密定居成家立业。祖父吾甫尔阿吉子承父业，解放前后持续为繁荣和发展哈密地区经济、教育、文化做出了贡献。我和哥哥的童年就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可以说我爷爷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要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爷爷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教书先生。

　　爷爷的汉语是汉族私塾先生教的。父亲的汉语也先是在私塾学校里学，后来到乌鲁木齐读高级中学时才熟练掌握。新疆刚一解放，父亲被招到中共哈密县委工作，在工作中他的汉语水平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这时，他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之余，父亲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翻译处女作。因为这部译作，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开始了他近40年的漫长编辑和文学翻译之路，陆续翻译出版了《高玉宝》《三国演义》《死魂灵》《离骚》《苦菜花》等，编著出版了《维吾尔语方言词典》《维吾尔语古典文学词典》等工具书，另责编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伊米德史》《哈密民歌集成》等著作也广为流传。

　　1956年父亲调至北京后，我就期盼着父亲何时能回来或者何时我能去北京找父亲。1961年5月，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来到北京与父亲团聚。我在哈密老家上的是维吾尔文的小学四年级，按理说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学起，可父亲不同意：“孩子，你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怎么能跟一年级的孩子一起上课呢？别担心，只要你自己努力，爸爸再帮你，一定会跟上的。”可以想象一个没上过汉语学校基本不懂汉语的孩子，直接学习汉语四年级的课程有多难吗？困难、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直到第二年上五年级，才渐渐可以跟上其他同学了。

　　到了1965年，我考上了北京市第54中学，可1966年“文革”开始了。父亲要求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还拿出三本书给我，一本是《高玉宝》，一本是《红岩》，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父亲说：“待在家里好好读书，别出去胡闹，要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阿凡提的故事起到了引领性作用

　　在此以前，我没有完整地读过文学名著，看完父亲给我的那三本书，脑子里豁然开朗起来。书中的英雄人物高玉宝、江姐、保尔·柯察金不仅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更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三本书，对我后来的编辑职业和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的意义。

　　1968年，我和几位同学准备去内蒙古下乡，父亲却把我从去内蒙古的列车上拉下来，送上了去新疆的列车。他对我说：“孩子，你还是回老家哈密去接受再教育吧，那里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若去了内蒙古，首先在生活习惯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另外，我主要考虑你会把母语忘掉，若回老家，起码你不会把母语忘记，汉语、维吾尔语都能发展，更适合你的长处。”

　　回到哈密第一件事是去看望爷爷。1969年5月的一天，经有关部门的批准，我才得以前去看望关在牛棚里的爷爷。那是在哈密市城郊公社一大队二小队，田野中一排树木边上，一间用树枝和泥巴搭建的草棚很是醒目，周边没有任何建筑。草棚的门敞开着，近10年没见到爷爷的我心里很激动，一步并两步来到草棚前，让我难以置信又让我心灵震撼的一幕，展现在眼前。爷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弯着腰在膝盖上的一个本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那时爷爷已经70岁出头了，两鬓花白，他见有人进来还以为管教干部来了，习惯性地将手中的本子和笔急忙收起来藏在身后。

　　爷爷盯了半天才认出来我，站起来紧紧搂着我，像个小孩似的说：“我的北京娃回来了！北京娃回来了！”我好奇地拿过他手中的本子看起来，原来是爷爷练习写维吾尔文的本子，写得非常公整，就像是印刷体。我被爷爷在这种没有桌椅、没有电灯，而且一天到晚在地里劳动改造的刻苦条件下，保持勤奋好学、不甘落伍的精神深深感动。爷爷说：“一个不识字的人，活在世上没啥意思，就像活在黑暗的世界中。人不学习就没精神，没精神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爷爷的这些触动灵魂的话，铭刻在我心中，至今难以忘怀。后来，我在他放东西的小木箱中，还发现了一本很旧很破的1951年前苏联塔什干出版的老维吾尔文版的《一千零一夜》和一本老文字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并一直保留至今。

　　后来，市里的“知青办”把我分配到爷爷所在的这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因我的特长，我在公社里担任起翻译，还当上了公社的宣传干部。到1970年底，新疆雅满苏铁矿在哈密招工人，我被招到矿上当工人。因为我有懂两种语言的优势，矿上把我从一线工人岗调到办公室当翻译。1972年5月，社会上传出高校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我听了很兴奋，可又想到自己才是小学毕业，初中一年级还没读完怎么能考得上呢？这么一想，心就凉了半截。

　　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爷爷。他鼓励我说：“孩子，这个可是很好的机遇，年轻人没学上怎么可以？你一定要报名参加考试。不要犹豫，不要担心，考不上明年再考！”爷爷的坚定支持，给我添了一丝信心。可是，我的姨妈、舅舅、叔叔等亲戚坚决反对，因为“你现在有让别人羡慕的工作，一个月能拿50多元的工资，又不下矿采矿，坐办公室，赶紧想娶媳妇成家的事吧！”在湖北沙洋镇中央“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知道后，立马拍来电报坚决支持我报名参加考试。我急忙找到几本化学、物理、数学、语文课本，临时抱佛脚复习起功课来。当时，让我感到最难的是化学课，因为初中一年级也没上过化学课，于是我就像人体缺什么补什么那样，临时找到一位化学老师给我单独辅导，整整学了一个月，靠着死记硬背总算入了一点门，结果最终被新疆大学化学系录取（后来调整到了中文系）。我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爷爷和父亲，他们比我还高兴，父亲从“五七”干校给我发来贺电，母亲还特意回到老家哈密给我送行。

　　在我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爷爷和父亲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也是我们家规、家风使得我坚定地走向了继续求学之路。

　　扔什么都不能扔书，这才是我们家的财富

　　这么多年来，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我后来的近30年一直在从事阿凡提故事再收集、再整理、再翻译、再创作、再出版、再研究的工作中。从1969年爷爷拿出一本《阿凡提的故事》叫我读开始，到1988年父亲叫我动手翻译阿凡提的故事，并亲自动手修改我翻译的第一篇阿凡提的故事，爷爷和父亲那种好学习、好读书、读好书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使我最终在这方面弄出了点名堂。

　　这些年，我在全国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近70本有关阿凡提的书。2009年，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单位为我主办了“艾克拜尔·吾拉木《阿凡提》系列作品研讨会”，百余名有关领导、作家、学者、翻译家出席会议，《文艺报》还发了一个整版作品研讨会纪要。

　　父亲的职业、敬业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的下一代儿女的成长。特别是女儿伊丽欣娜，她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她的爷爷：“爷爷只陪我走过生命中最懵懂的6年时间，却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教导我要‘好读书、读好书’，渐渐地这也成了我家无形的家风。见过爷爷的人，都会被他深邃的眼睛和鹰钩鼻所吸引。而在我记忆里，他还有一副大大的眼镜。每天晚上，爷爷都会给我读故事书。那个时候我还小，甚至还没有爷爷的书桌高，他就一把抱起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再带上他那副大大的眼镜，给我读各种故事书。爷爷去世后，他的藏书陪我走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搬过一次家，东西打包好后我数了数，光书就有25箱。有人劝我父亲扔掉一些，父亲却说‘扔什么都不能扔书，这才是我们家的财富！’韩愈说‘目濡耳染，不学以能’。爷爷和父亲惜书如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我女儿的确没有辜负她爷爷和她父亲的期望。研究生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国家民委录取，成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们家“好读书”这一家风，对我和孩子们的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能够成长在拥有良好家风的家庭中，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它就像是一种信仰，无形地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