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张国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中国要走什么路”。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1.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

　　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1949年的中国，升起和坠落同时发生。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

　　1948那份新年献词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

　　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2.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

　　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

　　1949“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

　　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

　　200发子弹呢？”

　　扔！”

　　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

　　“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田富达少年时的名字是“富田达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烟阵阵，人声鼎沸，“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他明明带领大军经过同一个地方，所见的是门窗紧闭。

　　“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里说：“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3.

　　很快，萨镇冰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协商的662人名单里。

　　3年前，重庆有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都参加过。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语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忆起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

　　1948“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发出邀请，他提议开会的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1948年秋季。

　　民革领导人之一朱学范曾在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调研了40天，他写信告诉李济深，他在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

　　抗日名将冯玉祥的骨灰后来也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已与蒋介石决裂，在美国访问时就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当时的报纸标题为：“冯玉祥离美归来参加新政协确信民主必胜”。

　　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解冻的奇观。沈钧儒赋诗一首，称赞“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的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4.

　　下午六点，北平的居民从收音机里听到：“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入城式。队伍经过前门箭楼时，忽然拐弯，进了东交民巷。人们惊喜交加。那里过去是外国使馆区，是中国饱受欺凌的象征之地。

　　10“听说原先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外国地’，中国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们也再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告诉恋人。

　　傅作义要当代表，很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通。”

　　田富达说，在政协会议之前，他所在的军队党小组议论过傅作义的资格问题。组长朱德作了表态，平息了议论。“朱老总说，想不通也得想通。他虽然杀了不少共产党，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安安静静，他有功劳。”

　　傅作义到政协会议报到时，是开幕前两天，他刚在绥远和平协定上签完字，赶回北平。饭店的房间不够用，陈毅把房间让给了他。

　　邓颖超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

　　为了等到这些人，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三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3个月里，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产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662人的名单。

　　662人里，国民党名将杨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协会议开幕两天前，国民党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经过一番伪装暗杀了他。会议代表名单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号代表。

　　5.

　　9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

　　周恩来的履历表填得很准确，他没忘记填写自己用过的两个别名，学历一栏填了“南开大学肄业”和“留学法国”。宋庆龄的那张表格显示她来自上海，属于“特别邀请”代表。但毛泽东填错了，学历写了“小学”也写了“师范学校”，没有填写年龄，反而把籍贯写到了年龄一栏。这时他56岁，会后，他和他的画像都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会成为这个古老国度一个新生政权的领导人。

　　提交表格时，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签到、验证。

　　在这个地点，慈禧太后驾崩，八国联军设立了指挥部，袁世凯的灵堂也设在这里。但此时，旧的地点迎来了新的事物。

　　毛泽东以政协筹备会主任的身份宣布大会开幕。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响起礼炮，全体代表鼓掌，时长5分多钟。

　　主席团成员谢邦定记得，台上未设座位，不说“就座”，主席团登台时，说的是“就位”。

　　他的开幕词持续了18分钟，引起41次掌声。

　　几年前曾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过执政“历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黄炎培记得，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散会。晚上有“大雷雨”，等到会议结束，雨已停了。

　　除去休息，会议开了8天，共有85人发言。

　　傅作义在会上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他赢得了20次掌声。

　　48岁的农民代表李秀真，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她穿着对襟上衣，上台颤抖着说：“我们开这个大会不容易啊！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血汗换来的，我的儿子没有亲眼看见新中国，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国。”

　　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他20岁，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与会代表中的记者徐铸成记住了一句惊人的话。根据他的日记，原国民党将领吴奇伟在发言最后，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

　　6.

　　这份纲领的草案，最早是李维汉起草了一个版本。然后，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呕心沥血，写出了另一个版本。先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更名。

　　在最终通过的版本里，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在纲领的草案里，周恩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毛泽东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至于简称，提议“中华民国”和“中华民主国”的都有。

　　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

　　9周恩来在这天补充说明不再写“简称中华民国”时，会议记录专门提到，此处有“掌声”。

　　但有人说，歌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郭沫若、田汉等都认为可以修改歌词。张奚若、梁思成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主张不改，保持完整性。

　　这次讨论，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中结束，合唱者包括词作者田汉。

　　征集启事明确要求“红色为主”，应征图案里三分之二是红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蓝、黄等为底色。

　　张治中坦言，他不欣赏旗子中间带有黄杠，认为有国家分裂之感。

　　它的设计者、上海市民曾联松，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来的政协纪念刊一册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9消息传出，前门大街的瑞蚨祥布庄，红布快速售罄。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几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这个国家。就连马叙伦在请假缺席中提出、由鲁迅遗孀许广平代为转达的一个建议，最后也影响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份宣言说：“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田富达那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因为，“要开国了”。

　　10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广州的一个公馆里，静静地听到了无线电波送来的湖南话。

　　7.

　　70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别邀请嘉宾，坐在头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过后，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身高要比现在矮很多，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海军司令员去甲午海战标志地刘公岛考察时，因为没有船只，租了一条渔船。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至于台湾，解放军对金门岛的炮轰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才会停止。

　　在毛泽东的计划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说的“赶考”刚刚开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从西柏坡出发之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在这座古都建立政权，但只维持了40天。

　　1949这一年，到北京访问的前苏联代表米高扬发到莫斯科的电报里，这样报告他的见闻：“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

　　在10月1日这天，天安门见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轻的许德珩在它面前喊过救国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30年后，他经历了协商建国的整个过程，登上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他们面前，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