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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

发稿时间:2019-09-30 18:27:01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作者:张国 中国青年网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张国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中国要走什么路”。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1.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

  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1949年的中国,升起和坠落同时发生。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

  1948那份新年献词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

  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2.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

  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

  1949“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

  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

  200发子弹呢?”

  扔!”

  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

  “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田富达少年时的名字是“富田达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烟阵阵,人声鼎沸,“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他明明带领大军经过同一个地方,所见的是门窗紧闭。

  “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里说:“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3.

  很快,萨镇冰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协商的662人名单里。

  3年前,重庆有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都参加过。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语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忆起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

  1948“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发出邀请,他提议开会的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1948年秋季。

  民革领导人之一朱学范曾在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调研了40天,他写信告诉李济深,他在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

  抗日名将冯玉祥的骨灰后来也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已与蒋介石决裂,在美国访问时就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当时的报纸标题为:“冯玉祥离美归来参加新政协确信民主必胜”。

  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解冻的奇观。沈钧儒赋诗一首,称赞“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的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4.

  下午六点,北平的居民从收音机里听到:“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入城式。队伍经过前门箭楼时,忽然拐弯,进了东交民巷。人们惊喜交加。那里过去是外国使馆区,是中国饱受欺凌的象征之地。

  10“听说原先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外国地’,中国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们也再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告诉恋人。

  傅作义要当代表,很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通。”

  田富达说,在政协会议之前,他所在的军队党小组议论过傅作义的资格问题。组长朱德作了表态,平息了议论。“朱老总说,想不通也得想通。他虽然杀了不少共产党,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安安静静,他有功劳。”

  傅作义到政协会议报到时,是开幕前两天,他刚在绥远和平协定上签完字,赶回北平。饭店的房间不够用,陈毅把房间让给了他。

  邓颖超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

  为了等到这些人,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三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3个月里,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产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662人的名单。

  662人里,国民党名将杨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协会议开幕两天前,国民党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经过一番伪装暗杀了他。会议代表名单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号代表。

  5.

  9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

  周恩来的履历表填得很准确,他没忘记填写自己用过的两个别名,学历一栏填了“南开大学肄业”和“留学法国”。宋庆龄的那张表格显示她来自上海,属于“特别邀请”代表。但毛泽东填错了,学历写了“小学”也写了“师范学校”,没有填写年龄,反而把籍贯写到了年龄一栏。这时他56岁,会后,他和他的画像都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会成为这个古老国度一个新生政权的领导人。

  提交表格时,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签到、验证。

  在这个地点,慈禧太后驾崩,八国联军设立了指挥部,袁世凯的灵堂也设在这里。但此时,旧的地点迎来了新的事物。

  毛泽东以政协筹备会主任的身份宣布大会开幕。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响起礼炮,全体代表鼓掌,时长5分多钟。

  主席团成员谢邦定记得,台上未设座位,不说“就座”,主席团登台时,说的是“就位”。

  他的开幕词持续了18分钟,引起41次掌声。

  几年前曾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过执政“历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黄炎培记得,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散会。晚上有“大雷雨”,等到会议结束,雨已停了。

  除去休息,会议开了8天,共有85人发言。

  傅作义在会上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他赢得了20次掌声。

  48岁的农民代表李秀真,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她穿着对襟上衣,上台颤抖着说:“我们开这个大会不容易啊!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血汗换来的,我的儿子没有亲眼看见新中国,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国。”

  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他20岁,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与会代表中的记者徐铸成记住了一句惊人的话。根据他的日记,原国民党将领吴奇伟在发言最后,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

  6.

  这份纲领的草案,最早是李维汉起草了一个版本。然后,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呕心沥血,写出了另一个版本。先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更名。

  在最终通过的版本里,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在纲领的草案里,周恩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毛泽东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至于简称,提议“中华民国”和“中华民主国”的都有。

  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

  9周恩来在这天补充说明不再写“简称中华民国”时,会议记录专门提到,此处有“掌声”。

  但有人说,歌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郭沫若、田汉等都认为可以修改歌词。张奚若、梁思成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主张不改,保持完整性。

  这次讨论,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中结束,合唱者包括词作者田汉。

  征集启事明确要求“红色为主”,应征图案里三分之二是红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蓝、黄等为底色。

  张治中坦言,他不欣赏旗子中间带有黄杠,认为有国家分裂之感。

  它的设计者、上海市民曾联松,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来的政协纪念刊一册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9消息传出,前门大街的瑞蚨祥布庄,红布快速售罄。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几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这个国家。就连马叙伦在请假缺席中提出、由鲁迅遗孀许广平代为转达的一个建议,最后也影响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份宣言说:“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田富达那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因为,“要开国了”。

  10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广州的一个公馆里,静静地听到了无线电波送来的湖南话。

  7.

  70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别邀请嘉宾,坐在头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过后,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身高要比现在矮很多,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海军司令员去甲午海战标志地刘公岛考察时,因为没有船只,租了一条渔船。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至于台湾,解放军对金门岛的炮轰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才会停止。

  在毛泽东的计划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说的“赶考”刚刚开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从西柏坡出发之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在这座古都建立政权,但只维持了40天。

  1949这一年,到北京访问的前苏联代表米高扬发到莫斯科的电报里,这样报告他的见闻:“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

  在10月1日这天,天安门见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轻的许德珩在它面前喊过救国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30年后,他经历了协商建国的整个过程,登上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他们面前,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原标题:一九四九
责任编辑:工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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