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时代的理性爱国者

　　一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开天辟地的时刻：历史的风云汇聚在北平这座中华千年文明古都的上空，“中国”这个千百年来寄托着无数人炽热情感的古老概念，在70年前的那一天，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被赋予崭新的意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这震撼世界的时刻，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与城楼下欢呼雀跃的人群遥遥相望，百感交集。这些壮怀激烈的人们，有着同一个名字：爱国者。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奋斗之下，中国人民才打跑了侵略者与殖民者，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创造出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中国。

　　因为有了这样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新中国得以建立和成长；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处处可见爱国者们奋勇拼搏、砥砺前行的身影。新中国走过的70年辉煌历程，是爱国者与共和国相伴同行的70年，也是他们奋斗不息的70年。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列宁曾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是有道理的，但凡成长生活于某一民族国家，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何种学识，对祖国的依恋和归属都与生俱来。但是，把爱国主义放在全球格局里审视，与别国发生关系的时候，爱国就不应止于情感，而还应诉诸理性。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才能承载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神圣的使命？

　　二

　　面对爱国与爱国主义，难免有人疑惑：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日益减弱，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时，我们是否还需要举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还需不需要继承发扬爱国传统？对于这样的设问，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托夫勒，就曾在其未来学名作《第三次浪潮》中，做过否定的预言。托夫勒坚信，伴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民族主义将会走向崩溃与消亡，成为“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

　　然而，21世纪的事实，却并未应验托夫勒的预言。

　　尽管全球领域的“第三次浪潮”仍在进行中，全球化也从未止步，但从近些年的世界政局中可以看到，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正被激活和强化，而非走向消亡。这一趋势证明了托夫勒预言的失败，也证明了只要民族国家依然存在，就必然需要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为其提供凝聚力与推动力。

　　尤其是那些后发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依然是其最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当他们面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时，越来越多地选择用民族主义来激发人民的使命感和企业的进取心。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集体性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有目共睹的现实景观。

　　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爱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肯定而清晰——爱国与爱国主义精神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所说：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三

　　世界的风云变幻中，有着大国崛起的波澜壮阔。透过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既有对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亦在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中，产生新的内涵。

　　1776年，当13个殖民地的代表签署《美国独立宣言》之时，“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生的联邦，不过是一个松散、弱小，相对于欧陆诸国大大落后的国家。作为长期被侵占与剥夺的殖民地居民，早期的新大陆民众将“美国人”这个本来算不上荣耀的身份，变成了新的精神坐标，以此构建政治共同体，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塑造了与“弱国”身份相匹配的国家定位——创建与欧洲君主制度和帝国截然不同的共和国，使美国成为当时耀眼的“共和典范”。凝聚着“美国人”价值认同的国家意识，让这个“孤立”于欧洲大陆的联邦共和国迅速崛起，转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与“移民国家”美国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则与我们有着更多类似的经历。当西方驶来的“黑船”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国门”之时，屈辱激发了猛烈的爱国力量，一场“尊王攘夷”的运动，让日本从封建的江户时代，迈进了明治维新。近代日本的发轫始于“外侵”之下的民族自强，它让日本正视自己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推行一系列“西化”政策，走上资本主义的维新之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帝国大学等充满军国主义性质和国家荣誉感的社会、文化符号，也在国家的重构中应运而生。这样的国家认同，与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不无关系。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认同和角色定位，由此产生不同的国民心理和价值认同。尽管在接续传统、防止民粹方面，各国的经验教训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国家和民族意识都曾是这些国家崛起复杂但有效的助推力。

　　四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只有9人去了台湾，60人选择留在大陆；上世纪50年代，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等一大批在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来建设新中国。对于他们而言，祖国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不只是血脉相连的传统文化，更是《共同纲领》所标定的国家未来，一种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理念，指出国家的认同，应当是超越民族，而指向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同认同的宪制、国体与政治文化的。学者安德森则提出，民族国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用以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人们也需要共同的政治认同，如此才能更加自主、自觉、自愿地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愿景一道努力。

　　国家认同，通常是指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它是对国家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价值的认可和接受，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在此意义上，我们所爱的中国，不仅是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与血脉的中国，也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受益于斯、奉献于斯的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中国之政体、国体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认同，是将我们凝聚成“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曾经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国呢？” 作为一种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五

　　2008年，北京奥运会。郑永年在《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中写道：“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有可能使得中国摆脱百年民族主义悲情。只有摆脱了悲情，民族主义才能变得理性。当然，从百年悲情中摆脱出来并不是要忘记历史，而是要意识到，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

　　爱，是人类心灵当中最基本、最纯真的感情冲动。因此，不论爱人还是爱国，其感情核心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激情——一种超乎理性的感性存在。但是，爱国的激情，必须经过理性的审视与过滤，使之得到沉淀与升华，才能真正成为有益于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力量。

　　什么是理性爱国？网络上有这样的回答：爱国是一种态度，不是一双拳头；爱国是一种理性，不是一根铁棍；爱国是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不是去伤害自己的人民；爱国不是泄愤，而是要先爱法治，让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与捍卫。这是对理性爱国的一种朴素理解。

　　社会学家韦伯将理性划分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在意的是结果而非过程，其取向和标准在于行动是否是“奏效的”，是否能够引向我们期待取得的成果；而所谓价值理性，在意的则是过程而非结果，其取向和标准在于行动是不是“正确的”，是否能够合乎我们对特定精神价值的追求。我们所说的理性爱国，既是在追求令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美丽的结果，也是在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价值。

　　这种崇高价值，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甚至会受到遏制和打压，但只要我们秉持理性爱国主义，胸有目标，心有情怀，自能保持定力，和平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邓小平诙谐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别的本事没有，抵制“制裁”还是够资格的，用不了多久，那些参与“制裁”的国家会自己找上门的。

　　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让中国时常站在“风口浪尖”，我们需要捍卫国家利益，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要防止深陷悲情、盲目排外，将爱国变成极端民族主义。

　　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伍修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非法、犯罪行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美国的操纵下，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

　　21年后，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

　　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首次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项中国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二是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被封锁、相对封闭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70年的光辉岁月，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我们从“弱国”走向“强国”之时，中国人的心态也悄然发生着改变。正如一个人的强大离不开内心的强大一样，一个国家的强大也离不开国民心态的强大。有人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她的人民获得了与当前和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大国心态，才可以真正称之为大国。

　　大国崛起的精神支撑，便是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核心的民族自信、国家自信。自信意味着独立自主，既不会因为在意他人的评价，偏离自己前行的道路，也不会因为怯懦恐惧，而对外部世界充满莫名的敌意；自信也意味着拒绝过度敏感的自卑，不动辄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上纲上线，裹挟他人，制造对立；自信还意味着拒绝盲目自大，不陶醉于既有成就中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

　　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与中国人而言，谦虚从容、泰然自若地与世界相处，保持定力同时兼具海纳百川的气度，才是真正的自信。带着大国自信的爱国，才是与新时代精神相符的爱国方式。尽管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永远都不能忘、也不该忘怀中国作为弱国备受欺凌的历史，但历史的屈辱，应当成为激励我们奋发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萦绕心头无法散去的阴霾和梦魇。

　　七

　　今年6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公司将本土最后的生产线转移至中国。路透社评论说，中国是苹果手机的关键市场，也是苹果产品的主要生产中心；在截至3月份的季度里，苹果公司总收入的近18%来自大中华区。

　　沃尔玛、家乐福超市遍布中国的大城市，日本、欧洲的商业街上，可以看到华为的广告和店面；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我们享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和便捷，也面对不断汹涌的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世界不是变“平”了吗？远没有这么简单，全球化打破了经济壁垒，但是民族、文化、人心隔阂的壁垒，反倒有强化之势。

　　此时，我们讨论爱国主义，必然要考虑到全球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在曾经的人类历史中，国与国之间更像一个黑暗丛林，充满了残酷的掠夺与竞争，那么，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是利益相互交织，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孑然独立于世界之外，在一系列的利益交织中，很难再有一边倒的博弈，更多的是相互妥协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受益于全球化正在崛起国家的爱国者，我们要积极做全球化的维护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发展到今天，已全面融入了世界，需要走出去，也必须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要求我们带着全球思维和共赢意识去看待世界、看待别国、看待自己。增强互联互通，发挥比较优势，畅通全球市场，共谋发展进步，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也符合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也是一种爱国，只是它不再狭隘的“一国至上”，而是在共赢的思维下，去推进国家的崛起。

　　八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近百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和人民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接续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当代中国人接下了最后冲刺的一棒。

　　中国梦是在爱国主义语境下提出来的。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展现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展览《复兴之路》后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它积蓄了100多年的巨大精神能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将成为我国爱国主义主要的当代形态。

　　然而，中国的崛起历程注定是充满艰辛的。一个与西方意识形态迥异的巨型大国，以惊人的速度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给原来的领先者和现存秩序带来的压力和刺激可以想见，遭受误解甚至阻击也在所难免。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受阻，一个留学生看了BBC的转播后给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写信，表达了他的悲哀、愤怒以及不解。当时，许多中国青年都意识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傅莹感慨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日重，国际环境的形势日峻。越是接近山顶，自身发展的坡越陡，外来掣肘的风越狂，我们对当代爱国者的激情和理性寄予了双重期待——我们需要空前的热情推力，也需要加倍的理性导航，形成全民族的统一意志，最终完成国家的和平崛起。

　　未来30年是复兴大业的关键期，当代青年是历史选择的“强国一代”。习近平总书记曾殷殷寄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

　　中国青年素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别国不同，每一次中国青年运动都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从来都是为国家和民族大义而奋争。在现代化的路途中，鲜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诸多重要的社会运动均以青年为主体，且均与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紧密相连。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从争做青年突击手到向困难进军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抗议美国炸馆到护卫奥运火炬到止暴制乱守护香港，中国青年冲锋在前，接续奋斗，叙写了一首首壮丽的青春诗篇。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管前进路上有何种风雨，外面的风云怎样变幻，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表现为对重大事件作出积极的应激反应，更表现为本职工作和学习中的踏实努力，在日常事务中见精神。真正的爱国者，始终抱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把每一个岗位都当作爱国的前线。

　　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晨曦已现，战鼓催征。中国青年，请入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