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君的话:66年前,一个村团支部的6个年轻团干部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办起了“记工学习班”,于是全国争相学习,毛主席称赞他们“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就是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
“月芽月芽河,流呀无数年,横冲直闯毁良田,人民受灾难……”面前这位站立较为吃力,手臂不断抖动,操着一口胶辽口音唱歌的老人叫严汝香,今年86岁,是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班”唯一一位在世的发起人。
这首歌对她来说,像是“老朋友”,只要一提及,便能脱口而出地唱起来。
伴着歌声,我们将镜头闪回66年前,一间低矮、简陋的土坯房中,高家柳沟村第一届团支部的6个团干部,围坐在一起开会,严汝香就在其中。
会议结束,一个决定——办“记工学习班”,诞生了。
6个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竟成了全国学习的典范,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批示。更让几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是,66年来,“记工学习班”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高家柳沟村村民,成为该村乃至整个齐鲁大地的一块历史“活化石”。
一个决定:小山村成“明星村”
1955年,深秋,下午,毛泽东和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颐和园散步。
毛泽东问:“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
“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胡耀邦答,随后将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1955年12月27日,看完材料的毛泽东对《莒南县高家柳沟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作了长达800多字的重要批示,称赞“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记者近日来到批示中的“记工学习班”发源地,山东省莒南县涝坡镇高家柳沟村。
86岁高龄的严汝香握着记者的手许久,她已不能较为连贯地说话,采访一度难以进行。但当记者拿起写着“严汝香”名字的《乡土识字课本》时,老人有些激动,微颤的手指着课本上的汉字,读了起来。
《月芽河之歌》和《乡土识字课本》都是由“记工学习班”学员创作、编写的,对严汝香老人来说,它们承载着66年前的那段青葱岁月。
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编写的《乡土识字课本》
“干活容易,记账难。”
1954年,高家柳沟村紧跟国家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党支部和团支部的支持下,成立红旗农业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和山东的农民文盲率分别为95%、90%。因此,合作社成立之初,全社都找不到一个能给社员记工分的“文化人”。村团支部便召集社内7个能识100多个字的团员和青年当记账员。但由于文化水平不够,他们写不出人名、农具名、农活名时,只好用画圈圈、划杠杠的办法来记账,再到后来竟变成“心记员”,靠记忆力来记账。时间久了,难免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社好办,账难算,不如趁早散伙去单干。”由于账记不清,纠纷不断,社员们对合作社前景并不看好。
眼瞅着合作社要因为“没文化”“睁眼瞎”而受影响,村团支部意识到只有加入党号召组织的全国扫盲运动中,让青年农民脱了文盲帽子,合作社才能发展。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团支部动员合作社内26名团员、青年报名参加文化学习,聘请4个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
“以地为纸,以枝为笔。”
“那个时候啥也没有,课本、笔、纸都没有,就用树枝在碎瓦片或者地上写字,花生油灯烧完了,就烧松明枝照明。”当年的“记工学习班”学员之一,88岁的徐顺田老人摘下有些发黑的草帽,黝黑的面庞映衬下,眼睛显得更加透亮,他两手放在膝盖上,端正地坐在一旁。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回来就趴在石头垫起的木板上听教员讲课。那时候学习苦哟,用瓦盆碎片、水罐底当石板,滑石当石笔,就那样跟着学。”同是“记工学习班”学员的81岁老人高维全说。
瓦片上写字
说起当时的“同学”时光,两位老人记忆犹深。
“当时为了记账,团支部决定让我们先学59个社员的名字,然后逐步学习地名、农活和农具的名称,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徐顺田说,“咱们村读书文化的传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今天晚上开学了。”“记工学习班”发起人之一沈德超在石瓦片上写下这7个字,开始了“记工学习班”的第一堂课。
“经过短短两个半月,26名学员学会了243个汉字,基本解决了合作社记账难的问题。”曾任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书记、现任党总支书记的沈德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我岳母严汝美就是‘记工学习班’发起人之一,她也是当时高家柳沟村第一届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岳母在世时常说团干部做工作就是要心中有青年,还要注重文化学习,这是头等大事。”
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很快让高家柳沟村成为当时全国扫盲运动的“明星村”,村团支部也成为全国唯一受到过毛主席批示表彰的农村团支部。
毛泽东批示手迹
两个身份:白天当学生晚上做老师
“白天不干农活的时候就去跟村上一个上过私塾的老先生学认字,不交学费。到了晚上我就把学到的字教给‘记工学习班’其他学员。”穿着白衣短袖衫,脚下的黑色皮鞋沾着些许泥土,81岁的沈德仁说。
沈德仁曾是“记工学习班”的学员,和其他青年团员一样,积极参加学习。由于他学习能力强,比其他学员进步快,后来成了“记工学习班”的“小老师”。
“那时候学习就是见字问字,见人问人。白天干农活,想到‘春耕’‘送粪’‘锄头’这些字不会写,就放下农具,跑到私塾先生那儿去请教。学会后,都等不到晚上,就直接在田间地头跟其他村民交流学习。”沈德仁说,这是当时“记工学习班”的常态。
1954年,全国上下虽如火如荼进行扫盲运动,但针对农民的学习课本仍很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也是极为稀缺的。面对这个问题,团支部坚定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鼓励学员们将课堂开到田埂、晒场上,想方设法挤时间,还发明“见物识字”法,将汉字贴在相应的家具、农具上,营造“处处是课堂,处处有教师”的学习氛围。
“那个时候不学,一辈子都学不着了。一个班十五六个人,随时随地围着锅台炕灶、饭桌、小板凳学。”沈德仁作为当时的青年团员,很珍惜每一次学习文化的机会。
像沈德仁这样拥有学生和老师两个身份的村民越来越多,夫妻、姐妹、妯娌们互为老师,谁会谁来教。很快,红旗社的记工学习经验传至其他3个分社,自愿参加学习的青年增至115人,其中有19个青年后来当上了记账员。
“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村团支部、妇代会稳扎稳打,结合实际,相继办了12个青壮年学习班、6个妇女学习班,编写了《业余学习语文试用课本》《月芽河之歌》等。”67岁的沈德堂翻看着《高家柳沟诗选》说,“团山东省委、省教育厅开始在全省推广村团支部记工学习班的扫盲工作经验,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也由此开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写新扫盲教材。”
“记工学习班”创办之初,沈德堂才两三岁,为何对那段历史如此了解?“这都得益于‘白天当学生晚上做老师’的沈德仁老师啊。”沈德堂满怀感激之情说。
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10余年的扫盲运动热度逐渐降温,这场声势浩大的扫盲工作帮助近1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各地办起了公办学校和业余学校,师资队伍也逐渐专业化,学习也变得规范化。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与时俱进地将“记工学习班”精神带入新的学习氛围中。
当时,老团员沈德仁选择在村小学做一名教师,传承“记工学习班”精神。正在读一年级的沈德堂恰巧是沈德仁的学生。
“我是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就到业余学校做课本印刷工作。这本《壮年记工识字课》的编写、装订等工作有我的参与。”沈德堂与老师沈德仁一起走进毛泽东为高家柳沟批示展览馆(以下简称“纪念馆”),“这次换我这个学生给老师讲课本印刷、识字诗歌编写。”沈德堂凑到老师沈德仁面前,俯下身子认真地讲解。
“这就是‘记工学习班’的精神,谁会谁就是老师,只要是学习文化知识。”沈德仁拍了拍学生沈德堂的肩膀,说罢又饶有兴趣地翻看课本。
1955年12月1日,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要求各级团委“在农村地区掀起一个全民扫盲的高潮,使扫盲运动紧紧跟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团中央的决定,夯实了共青团是消灭农村青年文盲急先锋的地位,而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创办的“记工学习班”无疑是其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多样传承:接力“记工学习班”精神
“沈德仁老师教了我,我又做了老师,我的儿子如今也做了老师。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沈德堂站在纪念馆前自豪地说。
“2005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为高家柳沟批示50周年,村里建起了纪念馆。目前,该馆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干部教育基地、临沂市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沂蒙青少年教育基地,我和沈德堂任讲解员。”沈德喜看着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原稿感慨万千,“这是基层团组织贯彻‘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心中有青年,工作抢人先’工作方针的最有力证明。”
从左至右分别为:高维全、徐顺田、沈德仁
1971年,高家柳沟村在全县率先脱盲后,村团支部又组织村民向扫科盲进军,学习科学技术。沈德喜任村团支部书记期间,成立了柳青实业开发服务部,鼓励青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组织青年学习实用技术,发展实体经济。
一时间,“团办实体”成了当时村里的流行词。
农学班、养殖班等各类实用技术班层出不穷。“农民需要学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班,给予技术指导服务。”沈德喜认为正是青年村民的勤学好问和善于研究,以及那股子韧劲儿和冲劲儿,才能在学业和生意场上取得不凡的成绩,他将此定义为“新的‘记工学习班’精神”。
“当时我们团支部农学班教师高存坤坚持科学种植,他的父亲高维积却是传统种植的捍卫者,父子俩因意见不合发生争辩。最后,还是儿子科学种植法令‘老子’心服口服。”沈德喜回忆说。
为发扬传承学习文化的传统,沈德喜等团干部建造了图书室、微机室以及青年实训基地,激发青年学习创业的热情。沈德喜任团支部书记期间,村团支部分别获得共青团山东省委、共青团临沂地委授予的“学科学、学科技红旗团支部”和“共青团工作红旗单位”称号,其个人也因此获得“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团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
严汝成接力沈德喜任村团支部书记一职后,开展“送农家书柜”等一系列发扬读书学文化优良传统的新举措。
2008年,接力棒传至大学生村官葛堂雷的手中。任村团支部书记期间,葛堂雷紧紧围绕前几届团组织的工作要领,传承“记工学习班”精神,建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村级青年学习创业发展中心,培养了不少班组长、会计,甚至经理、总监,以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青年农民。
如今,有2000多人口的高家柳沟村已有500多名农家子弟考取了大中专院校,俨然成了一个“学子村”,涌现了一大批“脑袋”“口袋”都富有的新型农民。
“‘记工学习班’精神已走过66个春秋,各届团支部始终在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接好每一棒,跑好这场特殊的接力赛。以前是,未来也是。”沈德喜站在高家柳沟文化大院石碑前坚定地说。
采访手记
严汝香孤独吗
王姗姗
“记工学习班“6位发起人,如今在世的仅剩严汝香一位。对86岁高龄的严汝香老人来说,那段记忆难以磨灭,却也再难完整地说起。
能和严汝香共同回忆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严汝香是孤独的,她只能反复翻看着曾经的识字课本,从泛黄的书页上找回些残缺的片段;但她的精神是富足的,因为历久弥新的“记工”精神仍然在齐鲁大地上生根发芽。
记者来到高家柳沟村文化大院,三间并排的平房,写着“毛泽东为高家柳沟批示展览馆” 的红底牌匾格外突出。推开展览馆的大门,传承了66年的“记工”精神扑面而来。
我将自己置身于1954年,思考在一个村都找不到个“文化人”的情况下,那群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村团干们,是如何做出让毛泽东主席都称赞的“创造性的工作”?
不识字就学认字,严汝香和其他村团干发动青年学习汉字,先学记工要用到的汉字。就这样,白天务农,晚上点着松明枝,以石板为课桌,以碎瓦片为纸……“记工学习班”不仅让第一批学字的青年学会了记账,也影响了其他青年村民自发加入学习班。
“民教民,亲教亲。有的正在田里劳作,想不起锄头二字怎么写,立马踩着沾满泥的鞋子跑去请教教员。”原高家柳沟村团支部书记、现党总支书记沈德喜指着最初的记工账本感叹说。
严汝香老人刚见到记者时,显得有些激动,平时话并不多的她还唱起了那首《月芽河之歌》。相处的两天时间里,她总是佝偻着身子拿着课本,一遍遍地翻读。
代代高家柳沟村村民传承着那段属于严汝香老人独有的、历久弥新仍熠熠生辉的记忆。因此,我想,严汝香老人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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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青年报
见习记者|王姗姗
编辑|陈凤莉 视频剪辑|杨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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