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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年轻人拉周汝昌做“课外作业”,编出《红楼梦辞典》

发稿时间:2019-09-12 08:09:01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作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蒋肖斌 中国青年网

  晁继周(左)与周汝昌(右)在周汝昌家中合影

  周汝昌为《红楼梦辞典》出版手书的七律

  晁继周与周汝昌的来往信件

  去世7年后,周汝昌主持编写的《新编红楼梦辞典》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当年拉着他编辞典的年轻人晁继周,今年也已经78岁了。

  晁继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语言所副所长,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和研究工作,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如果论“畅销书作者”,他当之无愧——曾主持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上世纪80年代,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晁继周是副主编。

  走进晁继周位于北京昌平的家中,一进门就是放满了辞书的书架,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周汝昌在1987年第一版《红楼梦辞典》出版后手书的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日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

  关于《红楼梦辞典》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讲起。事实上,这部辞典最初是一群年轻学生的“课外作业”。那时候,晁继周是他们的老师,也才40岁。

  从学术顾问到辞典主编,周汝昌说“这是我的责任”

  上世纪80年代伊始,晁继周带着几个20岁出头的学生,想编一本“红楼梦小辞典”,初衷是当一门“课外作业”,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但带着一群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晁继周心里也没底,“能不能成书一点也不知道,但做这件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于是,晁继周凭着自己熟悉辞典编纂的优势,给学生们分配下任务,未来的《红楼梦辞典》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几经周折,晁继周找到“红学泰斗”周汝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请他做辞书的顾问。周汝昌同意了,晁继周才放下心来。

  当时,周汝昌住在北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一个大杂院里,晁继周和学生们常去拜访,一谈就是半日。晁继周记得,周先生家里都是书,客厅、卧室也堆满了书,“我们都是小人物,但周先生非常和善、谦恭,一点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一边编辞典,晁继周一边寻找出版的可能。在联系出版社时,晁继周这群年轻人觉得,“周汝昌先生是这本辞典的学术顾问”,已经是个不轻的筹码。只是没想到出版社的“野心”更大,他们问:“能不能请周先生做这本书的主编?”

  晁继周心里没底,请一位朋友帮忙问周汝昌。几天后,朋友带回一句话,周汝昌说:“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也说不清是成名已久的红学家带着一群年轻人,还是晁继周和学生们拉上了周汝昌,总之从那时起,辞典的编写工作就在周汝昌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书名也从《红楼梦小辞典》变为《红楼梦辞典》。

  辞典编一半,《红楼梦》却出了新版本

  和那些挂名主编不同,周汝昌很负责,从总体设计,到收词立目、条目编写,都发表意见。那会儿电话还不普及,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周汝昌和晁继周除了见面,就靠通信。周汝昌去世后,晁继周清点先生来信,有近60封之多。

  一封写于甲子大雪(1984年12月7日)的信中说:“我实话实说:只又看了C母的一半。每看,辄为您的工作质量所打动。这真是一件大事。如看到‘才刚’等卡,不禁击节!太好了,坚持做到完工吧。”

  对后辈多有鼓励,但对稿子中的错误,周汝昌却绝不留情面。一封写于1985年8月18日的信中,他指出:“‘天马’条竟注成‘图案’。实狐皮品种中一术语也,其实《红楼识小录》亦已及之。因此条,念及‘乌云豹’条(连类也),检之,竟未见。”这里指出了两处硬伤,一是“天马”条解释错了,一是“乌云豹”条漏收。

  辞典从1980年开始编写,当时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红楼梦》尚未出版,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旧行本,辞典在这个版本范围内收录词语。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的情况下,新校本开始发行了。

  周汝昌说,辞典是要给人用的,必须以新校本作为辞典依据。

  于是,辞典收录词语改以新校本为主,两种版本并用,发现两种版本使用词语有不同时,就在注文中做出对比。也正因如此,旧行本与新校本的对比反而成为辞典的特色——原本并没有这个设计。前80回(曹雪芹原著)和后40回(高鹗后续),一些用词的不同十分明显:“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这样一来,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当然,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加。

  终于,1987年,《红楼梦辞典》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晁继周拿着周汝昌的稿费去他家,当时无论主编、副主编,还是一般编写人员,稿费都是平分的,即便如此,周汝昌仍坚持不肯收。最后,他收起平日的笑容,说了一句封口的话:“这事没商量!”

  吃了闭门羹的晁继周回来,和学生们商量怎么办。他们问了周汝昌的女儿伦玲,伦玲说:“爸爸做学问累了,有个躺椅休息一下挺好。”于是,年轻人们花了不多的钱,给周汝昌买了一把当时流行的沙滩躺椅。这件礼物,周汝昌收下了。这把绿色的椅子,至今还在,伦玲总说,“看到躺椅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人人都能读,为什么还需要一本辞典?

  周汝昌在1986年为《红楼梦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选取了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市井之人”。这就决定了《红楼梦》的通俗性质,大量口语的运用,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

  然而,《红楼梦》时代的日常用语,随着时代、地区、场合等条件的改变,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比如,贾母见了什么东西(如菜肴),说一句“这个倒罢了”,其实是对它很高的评价。

  《红楼梦》又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万象森罗,一些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历史事物,也需要辞典的注释。比如,开卷不久就写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社火是什么?其实“火”即“伙”,是民间的舞队、高跷、龙灯、旱船……种种不一,它们的巡回表演,有舞蹈、音乐,也有歌唱。

  1995年,《红楼梦辞典》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语文类的二等奖,当时的一等奖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听说这一消息,周汝昌很开心,特地写信给晁继周:“我原来估量没这样乐观,以为‘知音’未必多有。今竟获二等,可真不简单,故值得高兴也!”不过,高兴的话也就这几句,他随即就谈到了辞典的修订,“甚愿我们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可以说,《红楼梦辞典》一出版,周汝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部书的修订上——他就没歇过。只是,他没能看到新编本的出版。

  周汝昌晚年,视力几乎为零。晁继周和他的交流除了当面请教,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由周汝昌的小女儿伦玲代为收信回复。晁继周回忆:“每个电子邮件,虽是伦玲传给我,但都是先生自己的话。读着这些文字,我能想象得出先生谈论学术的神情”。

  晁继周记得很清楚,周汝昌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2012年3月30日,回答他所请教的“络子”一词的解释。

  “络子”是一种网状编织物,为什么《红楼梦》里使用的量词却是“根”呢?周汝昌让伦玲回复道:“络子:‘络’必须按北音读作‘烙’。络子与绳子虽系同类,但有分别。绳子是打的死结,络子是打的活结。络子是用彩线打成网状交织,横拉时呈现很多菱形小孔,就像裙状点缀在桌围、椅靠、车轿的各处。竖拉时抿在一起,外形像条绳子。”

  周汝昌就这样极清楚地回答了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复。两个月后,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去世。

  修订“召集令”一发,学生们都回来了

  1997年秋,《红楼梦辞典》正式开始修订,启动会议由周汝昌主持,2000年完成修订版初稿。之后由于周汝昌的身体欠安,晁继周当时主持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分身乏术,最终定稿于2017年。

  如果时光能像电影一样快进快退,我们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几个20多岁的学生,在周汝昌并不宽敞的家中求教,踌躇满志地编写一部“前途未卜”的辞典;辞典出版数年后,学生们早已各奔东西,但接到了相同内容的“召集令”,又从四面八方回来,重新开始这项事业——听上去很燃有没有!

  与原版比较,《新编红楼梦辞典》收词数量增加,原版收词约9千条,现增至1万2千余条;逐条审视释义,对有的注释作出修改,使之更加准确、到位;加强了《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比较。

  新增的词语中,除《红楼梦》中一些难解之词外,特别强调了《红楼梦》时代很具特色的一些词语,也就是周汝昌所说的“不用查而皆懂……照样须收录为词条”。比如,表示允许的意思,《红楼梦》里不用“行”,而用“使得”;表示“不可以”,不用“不行”,而用“使不得”。

  为此,晁继周做了统计,《红楼梦》前80回,“使得”共出现49次,其中表示“可以”意义的有48处,表示“可以使用”意义的只有1处;“使不得”共出现29次,其中表示“不可以”意义的有27处,表示“不可以使用”意义的只有2处。不得不佩服编辞书的人,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严谨。

  周汝昌还主张,释义不要过于简明,认为“应说清的必须多说几句,才算尽了责”。

  以“回来”一词的修改为例,“回来”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词,意思是返回。而在《红楼梦》时代,还有特殊意义和用法,“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原版《红楼梦辞典》解释为“回头;稍等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解释虽然正确,但仍显含混。修订本分为两个义项,一个是“副词,表示此后不太长的时间;过一会儿”,一个是“连词,不然;否则(用在句子开头申述理由)”,并分别举了例句。

  编辞典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辞典越编,胆子越小。《新编红楼梦辞典》一共经历七校,到了第四、五校时,为了保证词典质量,便于沟通和定夺,所有工作量只能集中到晁继周及少数人身上。

  辞典副主编刘向军在日本一所大学任教,她把寒暑假回国探亲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辞典编修工作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把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用微信或电子邮件发给晁继周。晁继周则在早晨四五点,接着工作。虽说是校样,却改动得相当大,不少原稿几乎面目全非,满页红字。

  终于,2019年,《新编红楼梦辞典》正式出版。此时,周汝昌已逝,晁继周已近八旬,那些学生们也都已到退休年龄。

  但学生们都还记得,周汝昌爱吃点心,晁继周带着他们去看望先生时,常带稻香村的点心。农历三月初四是周汝昌生日,每年这一天,他们会给先生送去生日蛋糕。周汝昌总说:“你们送的蛋糕是最好吃的。”

原标题:几个年轻人拉周汝昌做“课外作业”,编出《红楼梦辞典》
责任编辑:工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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