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顺德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

　　北滘镇黄龙村不算大的村委会办公楼里，专门开辟了一间“黄龙党群直联室”。门旁挂着的“驻点联系群众信息公示牌”上，写着乡镇干部的接待日期及联系方式。

　　2015年，黄龙村带头启动建立镇（街道）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这也是广东顺德社区治理的一个缩影。

　　佛山市顺德区连续七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一名，今年年初，率先成为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让城乡社区治理升级，是关系到顺德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近年来，顺德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通过打造党群共建固本强基、协同共治联企活社、服务共创惠民乐众的“三共”模式，实施“强化党建夯实治理核心”“培育组织促进协同善治”等五大工程20项措施，促进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相融。

　　顺德区委副书记王勇总结出三点经验：“第一，党建一定要实，要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惠从党来；第二，一定要体现共建共治共享，把各种资源利用起来，让参与对象更多元；第三，信息的收集、管理的方式，都要智慧化。”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一个周四下午，龙江文化中心传出歌声，52岁的周小红在指挥合唱排练。7年前，这支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龙江小麦苗少儿合唱团”刚成立时，她连排练场地都难以找到。

　　龙江镇文华社区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为他们提供了场地，还想办法为周小红提供了一些补助，这让她感觉受到了认可。

　　这个成立于2013年的社区，有近6万名常住人口，其中86%都是新市民。最初，居委会只有不到10人。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文华社区深入挖掘社区人才，培育孵化社区自组织。

　　文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龙加燊说：“没钱，就申请区、镇扶持基金开展服务；人才不够，我们的班子成员自考社工证。”通过努力，文华社区的活动从2016年的66场增加到2018年的200多场，他们也发掘了一批优秀的社区人才。

　　在顺德，包括文华社区在内的一批城市社区正在积极开展社区营造实践。近年来，顺德区坚持自治为基，广泛调动各界参与的积极性，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城乡治理，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协商格局。

　　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总干事李允冠说：“顺德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多，政府如何引导、鼓励他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和社区发展？我们有句话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

　　除此之外，顺德还在广东省率先启动了乡村振兴村企结对共建工作，鼓励和支持企业（商协会）以资金、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参与乡村振兴，将大量企业资源和优秀经验源源不断地输入社区。

　　顺德区青田村是一个以“桑基鱼塘”“耕读传家”为傲的古村落，它曾一度沦落到老宅颓圮、池水发黑、年轻人流失的境地。

　　几年前，多位企业家发起创办了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2017年，在这一基金会的引领下，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渠岩团队联合杏坛镇政府发布了“青田范式”，强调“人与农作的关系”“生态永续”，力求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

　　青田乡建是“村企结对”的一个典范，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李允冠说：“党政引领和家乡情怀是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青田的桑基鱼塘回来了，老宅也焕发新颜，青田乡建实践还入选“2018年中国城市化典型案例”。

　　目前，顺德区已成立乡村振兴促进会164个，509家企业与186个村（社区）结对达成项目475个，投入超过4亿元，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此外，顺德还形成了全国独有的社区公益慈善网络全覆盖。目前顺德共有慈善组织236家，其中基金会24家、慈善会11家、村级福利会（社区基金）205家（个）、专项基金超过300个，仅2018年就筹集善款25亿元。

　　王勇认为，提高居民的归属感、荣誉感、主人翁精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应培育各种组织，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党群先锋队打头阵

　　乐从镇水藤村“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里，分布着粤韵坊、咏春坊、学膳坊等一批兴趣教室。在这个约5000平方米的建筑群里，不论是放暑假的孩子还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不论是本村居民还是外来租户，都可以参照“课程表”选择喜欢的课程。

　　这本是一座废弃的养老院，曾有村民提议把地租出去，一年可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但看着这个拥有5个工业区、9700多户籍人口、3万多外来人口的村子，水藤村党委书记邓良传想，“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一个文化中心，不能富了口袋、穷了脑袋”。

　　于是，经水藤村党委决策后，这块地改造成了集党团培训、文化传承、社区教育、志愿服务和体育健身为一体的党建文化综合阵地。“这样设施齐备、居民参与度高的党群服务中心，在内地的县里都少见，可见水藤村党委的远见。”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秘书长蒋任重认为。

　　目前，顺德正不断完善“一中心一基金一队伍”的党建实体化工作机制，通过将300个利用率不高的废弃工厂改造提升为“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促进党建活动、惠民服务、宣传教育等功能在中心集成，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新途径。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和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农村的党建，要在组织上、制度上、机制上和党员干部的素质上都有全方位的提高，才能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王勇说。

　　水藤村从2013年起还成立了一支党群先锋队，360多人的队伍里，2/3是党员。邓良传告诉记者，能进入这个队伍的，必须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能跟村党委宣传一些决定和事务，每个月还要巡访各家各户。“因为一些村民小组长有威望，但怕得罪人，党群先锋队里多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很快就能推动政策实施。”工作队在推进土地确权、宣传登革热防疫等工作中都发挥了作用。

　　目前，顺德全区共建立了396支党群先锋队，约有1.7万名队员。他们活跃在基层一线，开展政策宣贯、服务群众、访贫问苦等工作，为顺德高质量发展打头阵。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也离不开“头雁领导力”工程。目前，顺德建立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职资格审查和备案管理制度，开展书记交叉考察，全面摸清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情况，及时调整不能胜任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提拔、下派、交流等多种方式，选好、配强书记“头雁”队伍。

　　为企业减负，为百姓解忧

　　自从黄龙村启动镇（街道）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后，每周二下午，镇（街道）领导干部都会来与群众面对面，及时解决问题。

　　黄龙村党委委员陈锡辉回忆，一开始，天天都有很多人过来反映情况，领导都有点怕。后来，他们把能当时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需要转办的问题，则会登记后由上级部门跟进，并在7天内反馈。1年内，解决普通问题30～40条，问题处理率达到98.9%。如今都没有什么人来了。

　　曾经，顺德法院全年诉讼案件超同级地区数倍。据统计，2018年顺德法院受理案件总数超6.6万件，法官人均年审结案件360件。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由于审判工作量大，还可能导致沟通少、解释不到位、对当事人情绪的疏导不够。

　　为此，顺德一方面大力倡导“社区矛盾社区调处”，加快完善纠纷调处机构建设，确保社区社会矛盾纠纷在法治化框架下解决；另一方面也积极借鉴“枫桥经验”，挖掘社区能动资源，强化多元主体联动共治，真正做到“社区矛盾社区调处”。

　　据介绍，2018年，顺德共派出109名机关中青年干部和54名公安民警，到问题较多的村居挂职，进村、入户、扫楼，逐个解决问题。

　　此外，顺德还建立起区领导挂点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制度。2018年，共开展近400次调研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结合企业需求推动出台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十条”，全年为企业减负141.9亿元。

　　今年5月，龙江镇成立了顺德首个新市民商会联合会。龙江镇党委副书记赖朝辉认为，在拥有24万流动人口、两万多家工商企业的小镇，发动新市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共商、共建、共融、共享的社会局面，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好事情。以前我们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少，有些便民的公益活动都不了解，比如针对小孩的暑假公益培训等。”新市民商会联合会秘书张晶梅告诉记者。

　　此前，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企业家都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商会，交流办会经验，组织联合考察，有时也会调解会员之间拖欠货款等冲突矛盾。

　　赖朝辉介绍，如今有政府支持，他们可以发扬行业自律自管、自我服务的精神，以党群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矛盾纠纷联调为重点，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更广大的新市民搭建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自去年10月起，顺德已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全链条多元化调解工作机制，并在工作中不断深化提升。去年以来，顺德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已成功调解案件2.6万余件，强化了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