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哀愁

　　对我来说

　　像杯烈酒

　　美丽却难以承受

　　翻阅《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时，这几句歌词在脑海中一次次出现，不由自主的，就好像是一种呼应；也想起另外的书，《斯通纳》、 《沈从文与我》，看上去不相干的作者，书中的人物，仿佛带着相通的隐秘记忆，美丽又难以承受，成为文字，让人读来仿佛是在饮下一杯烈酒。可这美与哀愁就是生活，奥尔罕·帕慕克说， “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斯通纳在临终的时候， “他又感觉到手指内部的那股力量了，任由手指从凌乱的桌面上拉过一本书。这是他要找的自己的那本书，他用手捧住时，对着因时光久远而褪色和磨损的熟悉的封面笑了。这本书终被遗忘，而且没有派上用场。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它的价值问题都几乎微不足道。他不曾有过这样的幻觉，以为会从中找到自我，在那已然褪色的印刷文字中。而且，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否认，已经在其中，而且将永远在其中。”

　　至于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老去的老去，不再的不再，可总有人会读到那些美又哀伤的句子，饮下那一杯爱与哀愁的烈酒。

　　在最重要的青春期，如果没有他的陪伴、看似无心的谈话，也许就没有一个作家的诞生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对帕慕克而言。奥尔罕·帕慕克的成长记忆中，父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书中有照片，那是一位眼睛明亮、出身良好、颇有修养的绅士，却也是作者生活变动的主因——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 性 友谊 睡眠 爱 食物 游戏 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

　　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

　　这位父亲制造困境、制造变故、制造痛苦，但一位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爱是什么呢？尤其是对一个整日里沉湎于幻想、从小就在做着白日梦的儿子。

　　在最重要的青春期，如果没有他的陪伴、看似无心的谈话，也许就没有一个作家的诞生。对比于任何父与子的描写，那都是动人的场景——

　　“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伊斯坦布尔周日早晨的大街一片空旷，我们开车穿越我从未见过的街区、听西方轻音乐（披头士、西尔维亚·瓦丹、汤姆·琼斯之类）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钱绝不是目标，但快乐若取决于它，则可把钱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

　　我聆听他柔和的见解和忠告，注视灰暗的冬日早晨掠过挡风玻璃的景色。

　　看着越过加拉塔桥的车、仍伫立着几栋木头房子的后街坊、狭窄的街道、直奔足球赛的人群或拖着运煤船沿博斯普鲁斯而下的窄烟囱拖船，我听着父亲语气睿智地告诉我：听凭自己的直觉与热情十分重要。他说,人生其实很短暂,如果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事实上,一辈子写作、画画的人,能够享受更深刻、更丰富的人生。我一面凝神听他讲的话，这些话也跟我看见的东西融为一体。”

　　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中，《斯通纳》讲述了斯通纳的失败不失意的一生：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书中，美国，密苏里州。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

　　“状似无意”的对话这回成了师与弟子——主人公斯通纳和他的导师斯隆。

　　“从这些与世隔绝的大墙中走进人们所谓的大千世界，你憧憬过这一天吗？”斯隆说。

　　斯通纳尴尬地咧嘴笑了。“没有，先生。”

　　斯隆敲了敲桌上的文件夹。“我从这些档案记录中得知，你是从农业区来的。我判断你父母是农民吧？”

　　斯通纳点点头。

　　“你从这里拿到学位后想回农场吗？”

　　“不想，先生。”斯通纳说，声音中透出的果决让他都吃惊。他想，还带着自己忽然做出那个决定的奇妙感觉。

　　斯隆点了点头。“我想象，一个严肃的学文学的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技能并不完全适合土地的召唤。”

　　“我不想回去，”斯通纳说，好像斯隆没有讲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他望着自己的手，冲着手说，“我真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快就要毕业了，今年底就要离开大学了。”

　　斯隆漫不经心地说，“当然了，对你来说，也没有绝对的离开的必要。我想你没有独立的谋生手段吧？”

　　斯通纳摇了摇头。

　　“你的本科成绩相当出色。除了你的——”他挑起眉毛笑了——“除了你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的英文课全都是A；其他没有低于B的。如果毕业后你还能坚持上一年多，我相信，你就能成功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你也许就可以边教学，边攻读博士学位。前提是你得发自内心喜欢这种事儿。”

　　斯通纳向后挪了挪。“您的意思是？”他问道，听到自己的声音中有那么点类似怯怕的成分。

　　斯隆朝前倾过来，脸挨得很近后才不再往前倾；斯通纳看到这张长长的瘦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听到那干巴、嘲弄的声音变得温柔和放开了。

　　“可是你知道吗，斯通纳先生？”斯隆问道。“你现在还不了解自己？你想当个老师。”

　　忽然，斯隆仿佛显得极其遥远，办公室的墙消失了。斯通纳感觉自己悬浮在辽阔的露天，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你确定吗？”

　　“我敢肯定。”斯隆轻柔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这样确定？”

　　“是因为爱，斯通纳先生，”斯隆兴奋地说，“你置身于爱中。事情就这么简单。”

　　事情就这么简单。他感觉自己冲斯隆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接着他走出办公室。他激动得双唇颤抖，指尖都麻木了；他像梦游般走着，但仍然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周围存在的东西。

　　他蹭着走廊里光滑的木板墙，他想自己能感觉到木板的温暖和衰老；他慢慢走下楼梯，不解地看着遍布细纹的冰冷的大理石，在自己的脚下似乎有些滑。大楼里，学生们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低低的咕哝声个个都很分明，他们的脸蛋既亲切又陌生又熟悉。他走出杰西楼，走进早晨的空气中，灰色好像不再压迫着校园；灰色引导着他的眼睛向外向上看到天空，他望去的天空似乎通向一种自己还无法名状的可能性。1914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威廉·斯通纳跟另外六十个年轻男子和若干风华正茂的女孩，拿到密苏里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还有一位温柔的长辈，说过“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在黄永玉的《沈从文与我》中，那些叙述，又美，有叫人伤心——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

　　“文革”一开始，他嚇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

　　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