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9个月的袁子弹在家中接受直播采访。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焦敏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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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欢乐颂》而一举成名的青年编剧袁子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在她看来,衡量一个编剧真正的价值在于,是否有独属自己、无可替代的好作品,而名气只是附加的奖励。
初入行时,同为编剧的父亲袁克平曾经问她,“孩子,如果一辈子不红,你还愿意写作吗?”
“愿意。写作是一件艰苦、严肃,却又充满神圣感和使命感的事,值得为之而奋斗。”她这样回答。这句话成为袁子弹的职业信念,也是她全心投入编剧工作十几年的写照。
袁子弹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小县城。她的父亲袁克平是国家一级编剧,坚持编剧写作几十年。袁子弹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文学怀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喜爱。
在袁子弹心里,与父亲的关系亦师亦友,印象中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和父亲聊唐诗宋词,探讨人生。前不久,由父亲编剧的《大江大河》热播,她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极少数小时候把爸爸当偶像,长大后依然能把爸爸当偶像的人。”
但袁子弹最初未想过“子承父业”。大学毕业后,袁子弹进入一家薪水不错的广告公司工作,成了上海一栋高端写字楼里的白领,每天过着“朝九晚十”的忙碌生活。初入职场,与周围的精英一比,她自觉平庸,备感迷茫,开始思考如何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一个偶然的机会,袁子弹受邀重新创作某制片方一个几近放弃的项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一周的时间写出了6000字的剧本。结果,对方对剧本很满意,她因此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编剧合同。
在那之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写剧本。夜里10点多加完班回家,她倒头睡三四个小时就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写作,早晨8点,再去上班。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半年后,她才辞职做了职业编剧。
在袁子弹的作品中,既有《国歌》这样的原创剧本,也有《欢乐颂》这样的改编剧本。在她看来,编剧作为文学的一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从非科班出身到作品广受好评,她最切身的体会是,编剧的故事情节构造能力、台词创作能力至关重要。
围绕故事情节构造能力,她谈到,编剧对文学作品加以改变创作时,需要多方考虑各种情况,比如原著是否适合影视表达;如何将作品中冗长的心理描写改编为可供演员表演的具体情节。
围绕台词创作能力,她总结出,文学创作可以通过大量的心理语言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但编剧必须通过对人物行动的刻画展示角色形象。如何“刻画”,主要靠台词创作,“看一个编剧台词创作方面是否成熟,首先是能否做好台词的自我区分。”袁子弹说。
如何避免人物台词千篇一律?她摸索出了这样一个经验:对笔下的角色进行精细化考量,精准界定谁话多、谁话少,谁以长话长句为主、谁以短句为主,每个角色的说话风格是哪种。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量,她的改编剧《欢乐颂》里才有了曲筱绡和关雎尔这两个话风迥异的角色。
袁子弹深知观众看剧的关注点主要在故事情节,但她创作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物台词必须“自证”——每个角色的行动、语言必须合乎人物逻辑,“这需要编剧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
当下国内编剧行业普遍实行“团队作战”,而袁子弹为了保持作品的相对统一性,坚持“单兵教练”。尽管孤军奋战的效率会慢一些,但她珍惜每次创作机会。每当作品创作完成时,她会习惯性地通读一遍,查漏补缺,力图使剧本更加完美。
从广告行业转战编剧行业,袁子弹历经刚入行时“是否适合长期从事这个行业”“能否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自我怀疑,也有过“作品能否得到应有的待遇”“自我审美是否与市场脱节”等种种困惑。她觉得,创作者一年创作几百万字,很孤独,也很累,若没有外界的鼓励和喝彩,很难坚持下去。
在长期的角色创作过程中,她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或将人物拉近自己,以期塑造一个真实饱满的角色;或沉浸在剧本人物生活里,试图让自己与角色共情。
在编剧这一行摸爬滚打这些年,她最忌讳的就是写着写着就“写油”了。她说,大多数文学创作强调原创,作者是带着创作冲动从自我出发去写作的;而编剧一开始就是奔着产品去的,所以很容易从心理上把作品当成可营利的“商品”,这就需要编剧在创作初心和收视率、广告植入等各方面做妥协。
近几年,国内编剧行业新人辈出。她始终认为,一个编剧的基本修养首先是具备文通字顺的文字功底,能够比较精准、特色化地进行自我表达。其次是在长期的生活中,注重结合自己的悟性、人生经历,培养良好的写作审美。
袁子弹建议编剧新人首先要综合考虑自己是否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兴趣,其次要有耐心,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抓住每个机会,做好每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写作初心,不受名利干扰,在有限的条件内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认真创作。
2018年,袁子弹怀了二胎,但这一年她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直到临产,她仍在工作。她告诉记者,不停止创作,是因为自己珍惜每一次剧本合作机会,也因为自己的表达欲望从未中断。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焦敏龙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