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傍晚，河北省纪委监委网站以《坚决查处违规吃喝问题》为题，通报了两起案例。

　　通报称，7月20日上午，廊坊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汪俊岭等人，应邀参加采摘活动，并于当日中午在某私人住所与某村镇银行行长等人聚餐饮酒，饭菜由该村镇银行餐厅准备并送至聚餐地点。采摘和聚餐费用均由该村镇银行行长承担。廊坊市纪委给予汪俊岭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另外，7月11日中午，唐山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调研员齐仲利带有关人员在某农场调研期间，接受超标准公务接待。唐山市纪委给予齐仲利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一直以来，违规吃喝都是政风政纪问题的一大痼疾。尽管和贪污、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相比，违规吃喝看起来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违规吃喝看起来只是个小问题，许多官员干部才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警惕与自制的意识，轻易掉进了不良风气的陷阱。违规吃喝问题的广泛存在，如同一种虽不致命但却难以根除的慢性疾病，在难以察觉的角落里，长期腐化着公职人员队伍的风气。因此，能否解决好违规吃喝的问题，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环境而言，可谓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都不敢小觑。

　　自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违规吃喝问题受到了广泛而有力的打击，从数字上看，违规吃喝的不良势头得到了有力的遏制。然而，虽然在总体上看，违规吃喝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隐形变异的违规吃喝问题依然暗流涌动。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发生在2017年的违规吃喝增量问题中，一半以上都是隐形变异新问题，这为遏制“四风”反弹回潮明确了一个主攻方向。 梳理此前各地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可以看出，高压态势之下，吃喝问题由明转暗、改头换面，衍生出种种变异：

　　——不吃公款吃老板。公款吃喝查得严了，有的人打起了企业的主意，向企业伸手“要饭吃”，一些商人和企业管理者也有意识以吃请拉近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上演起了不吃公款吃老板的闹剧。如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孙秋官等人，应管理服务对象赖某邀请前往惠州市某度假村住宿泡温泉、接受宴请，就属于典型的此类问题。

　　——躲进小楼来一餐。有的躲进单位内部食堂、培训中心，有的在高档小区、写字楼吃“一桌餐”，还有的跑到郊区吃农家乐甚至到相邻地区吃喝，打起了“游击战”。如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党支部以开展支部学习为由，组织27名党员分三批到农家乐公款吃喝，可谓“用心良苦”。

　　——主动找吃名目多。有的假借研究交流工作变相同城互请，有的以接待客商和重要外事活动名义趁机开吃，有的借口工作调研走哪吃哪。如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分管的工作和不少企业打交道，调研结束后他就会主动开口问企业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方便接待。

　　——冲抵账目套餐费。在经费报销上，有走项目专项工作经费的，有拆分单据、伪造公函的，有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食堂正常开支的，还有以虚增人数方式搞超标准接待的。如温州市龙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夏哲宇就将举办新闻培训班时私自聚餐的额外开销，从新闻工作者协会经费支出，拆东墙补西墙。

　　总之，“联系业务”堂而皇之地吃；上面有“领导”来，心安理得地吃；自己招待自己，凑个热闹吃；亲戚朋友来，走公账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人痛恨。

　　尽管在大多数被通报处分的案例中，涉嫌违规吃喝的官员级别都不算太高，但是，违规吃喝问题却也绝非小官小吏的“专利”。纵观过往案例，不乏有位高权重的省部级官员，同样栽在了这个“坑”里。

　　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是“八项规定”出台以来首个因违纪、违规被严肃处理的省部级官员，2013年12月17日中央纪委公开通报：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携带亲属到某风景区旅游，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事发后，中央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2013年12月19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室于一场会议后在东湖宾馆组织宴请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鸣等48人，宴请花费公款17659元。2014年12月26日，中央纪委通报王建鸣违规参加公款宴请的问题。最终给予王建鸣党内警告处分，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与当年相比，近几年来，因为违规吃喝被批评处分的高官确实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八项规定”得到有力落实的功劳。不过，倘若有人心存侥幸，以为严厉打击违规吃喝的高峰已经过去，是“一阵风”，妄图“暗度陈仓”，那完全是错估了形势，结局注定只能自作自受。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澎湃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