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游人参观四渡赤水土城渡口。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没有一场军事行动仅靠战斗就能真正取得长期胜利。80多年前,一群吃盐靠背的贵州“干人”(意为贫穷的人——记者注)遇到了一支贫穷的队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有了一线希望。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中央工农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乡亲们曾经用箩筐装石头减缓河流速度,帮助红军过河,改变了当时专家认为水速过快、无法渡河的状况。
1934年,经历了湘江战役惨败的中央红军由湘西转入贵州境内。在这之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相继召开。
调整军事路线的同时,广大群众的支持让这支队伍重获信心,一路突破乌江、二渡赤水、攻占娄山关,取得长征路上首次大捷。
起初,没见过红军的当地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不知道这群人是谁,甚至有些害怕这些国民党军口中的“赤匪”。
1934年12月14日上午,当一支红军先遣部队抵达贵州黎平少寨时,整个寨子只剩下几位老人。
“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专门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靠着和善的话语、严明的纪律、文明的举止,红军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老人们断定,红军不是坏人,叫回了躲进山里的年轻人。
当年11月7日的《红星报》刊出的《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也描述了当时红军部队的纪律要求:“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
面对这样一支队伍,人们在寒冷的冬天卸下家里的门板,砍倒山上的大树,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搭起了一座木桥,让主力部队通行。
红军离开后,少寨群众为木桥取名“红军桥”,并定下规矩要好好保护它。85年来,“红军桥”无数次遭损坏,当地百姓自发维修、用心呵护,不仅因为他们要从这里经过,更因为这是红军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猴场会议作出了迅速强渡乌江的决定后,1935年1月1日至1月6日,中央红军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
贵州多石山、少良田,老百姓过得穷苦。乌江沿岸江界河镇83岁的符方尤回忆,那时家里穷,经常要去地主家借高利贷,“借一斗米要还两斗。红军到了江界河后,地主跑了,利谷仓里留下9斗米和3头猪。红军把这些全部分给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很好。”
他说,当时,父亲和哥哥帮红军杀猪,红军给哥哥送了一条围裙,给父亲送了一盏马灯,马灯至今还在家保存着。
红军在贵州沿途打土豪、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内部纪律严明,不断向广大人民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以心换心”的办法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后,贵州各地老百姓也为红军带路、搭桥和提供信息,帮红军熟悉当地复杂地形;也不断有穷苦有志的青年参加红军。
1934年冬至1935年春,红军四渡赤水,历时两个多月,经历大小激战多次。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激战连连,不少红军浑身是伤。即使没有受伤的同志,脚上也磨出了水泡。而长征途中又缺医少药,不少红军战士带伤前行。
当年,红军战士到了茅台镇后,用打土豪没收来的茅台酒疗伤、擦脚。此外,也有当地群众把家里酿的酒拿出来给红军“洗脚”疗伤。
邓颖超后来回忆:“路经茅台,周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那时茅台酒最高度数有72度)。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红军能顺利到达延安,茅台酒立了很大的功劳。”
沿着红军四渡赤水的河谷前行,从茅台镇来到习水县。当年,国民党空袭隆兴镇,为了救一对上街卖干粮换盐的母子,7名红军战士牺牲。当年被救的孩子叫王秀林,如今已经87岁。他至今仍然说,“我这条命是红军救的”。
红军四渡赤水北上后,流落在川黔边境的伤病员陆续来到淋滩,受到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区长刘纯武的救助和保护,其中大部分受资助返回原籍。
据习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思江介绍,当时,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还成立了淋滩红军党支部,这是长征途中救助伤病员最多的一个地下党支部。
在贵州,红军长征从黎平到猴场,从猴场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一路走来,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还有很多:有老人回忆,红军借用家里的房屋,临走前一定要留下报酬,把那时还很珍贵的马灯送给了他,如今马灯成了村里陈列室的宝贝。有老人反复提到,红军战士经常来老百姓家里挑水、干农活,“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
浓厚的军民鱼水情,是红军顺利转移的坚硬基石。时至今日,长征路上红军为老百姓着想、为长远着想的故事,仍然在群众中口口相传。
正如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时候所说:“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是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焦敏龙 朱彩云 记者 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