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遵义7月12日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焦敏龙 曲俊燕 王羽璋记者 田文生)因为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被载入史册，在遵义会议上，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的“老三人团”被取消。

　　但实际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的确立却是在2个月后的苟坝会议。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委员会曾让贵州省有关部门寻找一个叫苟坝的地方。“不少老将领的回忆录、国共两军的电文都提到这个地方”，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镇亚说，红军途中的一个交叉点就是苟坝会议。

　　如今的苟坝会议会址，马灯与红军小道的元素无处不在。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正是提着马灯，沿着这条小道，找到周恩来，说服周撤销了原计划第二天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

苟坝会议会址纪念馆陈列的马灯复制品 曲俊燕/摄

　　当天凌晨1时，讨论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的苟坝会议召开。

　　在这个持续开到深夜的会上，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朱德等人认为，这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

　　毛泽东提出异议，他从地形、敌我态势图中发现，如果红军贸然进攻，将面对国民党在黔的全部部队。

　　“红军在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无论是人数、武器、装备都比不过国民党军。”葛镇亚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捕捉到了“进攻后，如果短时间不能取胜，会被赶来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严重后果。

　　据介绍，如果交战，当时的红军要以3万人抵挡国民党的40万大军，而蒋介石在周边地区调集了重兵，不仅有滇军孙渡3个旅，周浑元纵队3个师，犹国才2个团，上官云湘1个师，还有刚刚在土城与红军激战的川军郭勋祺3个旅，黔军蒋德明1个团，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5个师。

讲解员介绍敌我态势图 朱彩云/摄

　　之后中央军委二局截获的敌方密报也验证了毛泽东的看法。该密报确认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且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2个小时路程。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个亮起一盏马灯的夜晚，红军与中国革命的命运会是如何。

毛泽东当年提马灯走过的红军小道 朱彩云/摄

　　最终，张闻天在1935年3月11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否决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新“三人团”也由此成立。

　　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曾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3票,后头只有1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对于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歧，葛镇亚认为，各大军团的政委也都是很能打仗的军事家，他们看重攻城略地，收缴些武器来武装自己，“但毛泽东看到的是更深远的层次，当时的红军更要紧的是保存队伍，再求发展”。

　　历史证明，从此次会议中凝练出的“打是手段，走是目的”理念，被运用到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中，让红军以最小的代价成功突出重围。

　　因“忽东忽西，欲北还南”的战略思路，四渡赤水更是成为“军事史上的神话”。一个高效、精干的新“三人团”正全权指挥军事,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引向最终的胜利。